七月十八日《文遗产》，刊载了一篇宋毓珂先生评余冠英先生编《汉魏乐府选注》文章，提了许注释失问题。余先生原注书未读，我无意见。惟从宋先生文章中，却“集释法”注书，或研究问题，评注引申有简繁，人理解有深浅，同碰困难。因物物在不断展变化，文、历史或艺术，照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避免纸谈兵，历史展真实有一距离。涉及的是一“方法”问题。古代宏儒郑玄，近代博章太炎先生假生现代治方法不改变，遭遇同困难；且有越贯串注疏，越引人走入僻径，在变化的历史本面目不符合。因社制度物，在不断展变更，不同物相互间又常有联系，旧方法搞问题，是少注意的。
例一面铜镜子，从春秋战国使始，清代中叶，两千年就有了许变化。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子、架子，不断在变。人使镜子的意义又跟随在变。同它面的文字花纹，又的诗歌与宗教信仰生密切联系。像有一“西王母”镜子，土仅限长江游山东南部，……（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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