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華森認為我的噬菌實驗頗有價值，因此邀請我哈佛學一趟。我在哈佛生物系做了一次演講，討論位置十分接近的突變及反突變。我告訴他們，我的法是：一次突變使蛋白質發生變化，例改變了某個氨基酸的酸鹼度；二次突變則改變了同一蛋白質內的另一個氨基酸，但酸鹼度的改變跟一次突變時剛相反，因抵消了一次突變的部分效應——沒有完全抵消，但足讓噬菌恢復部分的功。另一種說法，我覺那是在同一蛋白質內現的兩次變化，它們的化學效應卻剛有互補。
實卻不是那樣。幾年後，有人發現——很顯這些人找了迅速引發觀測突變的技巧——真正發生的是，在一次突變中，整個ＤＮＡ鹽基不見了，此一來ＤＮＡ內的密碼順序與前不同，無法「解讀」了。二次突變則有兩種的情況：一是一個鹽基被嵌回，否則就是另外兩個鹽基又被拿走了，總結果是密碼又解讀了。因此，一次二次突變發生的位置愈是接近，ＤＮＡ內被破壞的信息便愈少，噬菌的功就回復更完整。
連帶的，每個氨基酸的密碼有三個「字母」（即三個鹽基）的實，獲證實了。
在哈佛學的那個星期裡，華森……（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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