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听叫“革命”,正年在北方,听叫“讨赤”的一盛。
“革命”侵入文艺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叫我应该四位革命文师法:意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者(5),应该革命文的师法,是革命文便莫名其妙了,因实在是至难业。
是不已,世间往往误两文革命文: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写着许“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果是“革命文”,则做“革命文”,实在是最痛快安全的。
从指挥刀骂,从裁判席骂,从官营的报骂,真是伟哉一世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口。又有人说,不敢口,又何其怯?手无“杀身仁”(7)勇,是二条罪状,斯愈足显革命文英雄。所惜者在文并非强暴者的革命,是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穷措做富贵诗,些“金”“玉”“锦”“绮”字面,豪……(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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