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听叫“革命”，正年在北方，听叫“讨赤”的一盛。
“革命”侵入文艺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有一篇文章指示我，叫我应该四位革命文师法：意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者（5），应该革命文的师法，是革命文便莫名其妙了，因实在是至难业。
是不已，世间往往误两文革命文：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斥骂他的敌手的；
（6）一是纸面写着许“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果是“革命文”，则做“革命文”，实在是最痛快安全的。
从指挥刀骂，从裁判席骂，从官营的报骂，真是伟哉一世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口。又有人说，不敢口，又何其怯？手无“杀身仁”（7）勇，是二条罪状，斯愈足显革命文英雄。所惜者在文并非强暴者的革命，是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穷措做富贵诗，些“金”“玉”“锦”“绮”字面，豪……（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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