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王鼎鈞，他們兩人是今日臺灣散文文壇的雙子星座，是「五四」後，站立在現代散文發展二級臺階的最重的兩位，余、王二人均屬創造了散文陽剛的。倘若我們平靜氣同審視古典散文的傳統那樣，來審視現代散文的傳統，那麼，現代散文中究竟有幾位像莊子、韓愈、蘇東坡那樣，擁有泰山日、雷霆萬鈞的陽剛氣象的？臺灣散文原本承襲了周人氏一派，周氏又承襲晚明品遺風，畢竟有一種衰敗傾頹、夕陽歸鴉的氣象。是故，王鼎鈞余光中在臺灣散文文壇崛，且不論其思傾向還有那些毛病，他們兩人那汪洋恣肆、突兀崢嶸的像力排山倒海、閱兵方陣般駕馭文字的力，將散文陽剛推進了一個新的階段，是沒有理由加拒絕的。就筆者個人的喜來說，我更傾王鼎鈞。余王二人，藝術風格理氣質存在差異，余為雄健豪放，王則沉鬱頓挫；余將更的注意力投注在情感內涵及表達方式，王則更為關注民族審理、文體體式變異，及散文容量空間的拓展，但他們兩人謂珠聯璧合，共同為完對「五四」現代散文傳統的革新，奠定了堅實穩固的基石。
粗略講，王鼎鈞在散文審變革中的貢獻有三：其一，王鼎鈞與陳藩一樣，一開始就針對人身的千古謎：人是什麼？人從哪兒來？往何處？為己關注表現的核。對人的研究，特別是從審角度，人放在歷史風雲激盪的漩渦裏加表現，謂是王鼎鈞貫串己一生全部創的主線，他緊緊抓住人的兩系統：生物層次社會層次的匯滲透，人為靈與，精神與望的雙重矛盾統一體，兩者間是互為依存、互為制約的。他從中剝離並有聲有色描繪了與醜、悲與喜錯綜複雜的圖畫。在他的筆，我們人的「望」的雙重：它一方面是發展社會物質文明的驅動力，另一方面，「壑難填」又造無估量的破壞；它既是人的一部分，又是導致人墮落的罪因。像王鼎鈞這樣研究人的望在社會過程中的醜功罪、在德領域中的真假善惡諸形態的，許並不是罕見的，但由這一研究發，避免任何一種政治或德的說教，避免任何簡單結論，在現代中國的中則致說是並不見。在王鼎鈞筆，我們不民族文化思維中那種價值邏輯判斷的習慣。同樣是寫青紗帳，是很有將男女野合的浪漫史，錯當阿波羅或維納斯的故。生命中最粗糙的本，錯位為米開朗基羅的衛雕像一樣來加讚。即使這種謳歌的理由冠冕堂皇，是為了拯救現代人靈魂的病弱，或者，提光明正義還與醜惡為鄰的責問，豈非唱反調反另一個極端了。王鼎鈞己說過「文學是文化中的一種平衡。歷史寫人物，文學寫人物。宣傳偏重光明面，文學顧表現陰暗面，我覺這是一種平衡。效法，就是平衡的。」見《左房漩渦》。其二，從感思維的形態，王鼎鈞對我們民族「樂感文化」的傳統持一種覺批判的態度，他有意識的己的筆，針對民族思維習慣，觸動「人際」、「中」這一倍受稱頌的審理積澱。他筆的人物、件乃至於個我的情愫抒發，幾乎無一不具有一種拂逆傳統欣賞理的悲劇，無一不帶有雙重苦難的質（時代苦難承襲傳統文化理墮力帶來的苦難。）不是苦悶因襲的重擔，是在這種重壓被扭曲卻不被摧毀、被泯滅的人。他筆的悲劇，總是與懲罰毀滅的主題、醜為鄰的主題相綰結。但這種懲罰毀滅的主宰者不是西方文學裏至高無的神，他不曾從邪惡廢墟中發掘令人戰顫的。王鼎鈞說：由於「時代我折疊了很久，我掙扎著打開」，因此他從歷史「水岩的皺摺裏見千百年的驚濤拍岸」，就「異鄉的眼，故鄉的」來審視表現一切。「異鄉的眼」，來審視「故鄉的」，對於為「故鄉的」的民族文化格，對於中國現代散文「內文本」的遷徙、變異，無疑是至關重的一步。其三，王鼎鈞是文體師，舉凡散文這一包孕極廣的體裁的各類體式，散文、品、敘散文、抒情散文、散文詩，他無一不，有開創的建樹。臺灣評論稱他的國學根底深厚，對於現代西方文學琢磨，結構與文調的開闔，快速、銳利、錯落，時空靈，時平實，時拙樸古雅，時詼諧俚俗，融悲愴幽默、繁華與枯淡為一爐。鄭明娳林耀德說：「王鼎鈞的經驗模式形了他的文體，我們發現他是當代散文中最巧隱喻、精於意象、並夠最乾淨俐落的結構手法完感寓言的一位。」這說是從「樂思」發，在「樂章」「樂器」相統一的層次，揭示了王鼎鈞的文體特徵。具體說來，他將說中的人物情節結構引進敘散文中來；音樂譜寫「響樂」「四重奏」結構樂章的辦法組織長篇抒情散文；為了擴散文見的容量，他將一般寓意象徵、改造擴世界本體的象徵，換句話說，他筆的意象象徵，每每有一種哲學本體論的味。在像的方式，他還是拉魔幻現實主義輸入前，就不時採超現實主義手法的一位散文，他的抒情中常常錯雜進奇警的幻覺錯覺，他的寓言體品中，局部細部是寫意的，整體全局又每每是寫實的。這種寫意寫實的融，是他開發了潛意識深度世界奇幻寶藏的一收穫。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