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從的教育，是在敵國受的緣故，旅居十餘年，其間有了不少的日本朋友，回國後，在福州、海、杭州等處閒居的中間，敵國的那些文武官吏，及文人學者，來遊中國，他們抵總我見見談談。別的且不提，就說這一次兩國戰中的許將領，松井石根、長谷川、阿部等，他們中國來，總來我，我日本，是常他們相見的。
七七抗戰發，這些敵國友人，不再講了；雖，關於我個人的消息，在他們的新聞雜誌，間或被提議論。甚至在戰後我的庭糾紛，在敵國的文藝界，當了一個話柄。在《風》發表的那篇《毀詩紀》，亦經被譯載在本年度一月號的《日本評論》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特輯。按春秋義，對這些我不問的態度置。
這一回，又接了東京《讀賣新聞》社學藝部的一封來信，中附有文藝批評新居格氏致我的一封公開狀的原稿。編者還再三懇請，一定我對新居格氏寫一篇同樣的答書。對此我曾經考慮很久，若置不理呢，恐怕將被人笑我國民的悻悻情，無君子寬宏量；若相授受，為敵國的新聞雜誌撰文，萬一被歪曲翻譯，拿為宣傳的材料呢？則一就違……（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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