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了王曉波鄭宏銘後，我發現，找不碼頭的，不十歲的我。情不那麼簡單。
曉波，從十歲，就知己別人不一樣。
他生在一九四三年，跟著憲兵營長的父親，一人在一九四九年從江西來台中。有一，爸爸沒有回，媽媽不見了，中一片恐怖的凌亂。外婆哭著跟曉波解釋：深夜裡，憲兵來抄，媽媽帶走了。媽媽正在餵奶，於是抱著吃奶的嬰兒，一進了監牢。
曉波記母親在押解台北前，跟外婆辭別，哭著說，就當車禍死亡，請媽媽將四個幼兒帶。
這個二十九歲的年輕女，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執行槍決。曉波再見媽媽，是一罈骨灰。營長父親因為「知匪不報」，判處七年徒刑。
十歲的男孩王曉波，在一九四九年後的台灣，突為孤兒。他帶著弟妹每菜市場撿人丟棄的菜葉子回吃。有一次外婆一個人蕃薯田裡找剩的蕃薯頭，被人一腳踢翻在田裡。
讀書的整個過程裡，除了挨餓外，這男孩翼翼不讓同學發現他的「匪諜」身世，但是，老師們知。一犯錯，老師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脫口，「王曉波站來，你這個匪諜的兒子！」
王曉波後來在台哲學系任教時，己為整肅對象。被警總約談時，偵訊員直接了當說，「你不像你母親一樣，子彈穿進膛的滋味是不受的。」
說這些往，他笑爽朗。所有的孤獨、受傷，被他轉化為與底層「人民」站在一的「我群感」。他很豪說，「我來貧窮，亦將回貧窮。」
我一邊戲謔他是「偏執左派」，一邊不禁，十歲的王曉波，一定曾經一個人在木麻黃面站著吧？
我約了鄭宏銘，跟我一新竹北埔的濟化宮，那是一個山裡的廟，聽說供奉了三萬三百零四個牌位。有人從日本的靖國神社，所有陣亡的台籍日本兵的名字，一個一個手抄來，帶回新竹，一個一個寫在牌位，為他們燃一炷香。
我山中親走一趟，這些年輕人的名字。他們是陳千武、蔡新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輝的同齡少年，是這三萬人，沒有機會變老。
王曉波同樣在一九四三年生的淡水孩子鄭宏銘，一歲時，開診所的醫生父親被徵召南洋，了那條神靖丸。戰爭末期，幾乎每一條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駛的日本船艦，冒著被炸沉的危險。神靖丸從高雄港發，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軍炸沉。
即使知戰敗了，戰爭的機器一旦轉動，是很難叫停的，日本仍舊台灣的精英，一批批送往南洋。
肅靜的堂裡，三萬個牌位整齊排列，一個緊挨著一個，狹窄的行與行間容單人行走，像圖書館中的書庫。有一個身影，正跪在兩行間，原住民族語祈禱。鄭宏銘屏著氣，一行一行慢慢行走，連腳步聲輕聽不見。
他在找己父親鄭子昌醫師的牌位。
宏銘從就知己別人不一樣。有一，鎮公所來一個通知，他們領父親的骨灰。領的盒子打開一，沒有骨灰，有一張紙。
他不明白，但是察覺，族人對他特別溫柔、特別禮遇。跟著母親走訪親戚時，雞腿一定留給他。那特別的溫柔，是父親的喪生換來的。
因為沒有爸爸，母親必須外打工，宏銘變永遠的插班生，跟著母親的工，從一個學校另一個學校。因為沒有爸爸，繫鞋帶、打領帶、刮鬍子，這種爸爸教兒子的生活技，宏銘全部己在孤獨中摸索；他不敢問，因為問了，人就發現他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換代後，為日本戰死，不是光榮，是說不口的內傷。
鄭宏銘的母親找父親的骨灰，找了很年，八○年代才聽說，隨著神靖丸沉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國神社裡。母親就奔往靖國神社。
「靖國神社」這四個字，在他們所處的周遭環境裡，是一個塞滿火藥、一點即爆的歷史黑盒。對鄭宏銘母子，卻是「父親你在哪裡」的切切尋找。靖國神社裡並沒有神靖丸喪生者的骨灰，於是鄭宏銘開始認真來，母親沒有找的，他為完。
鄭宏銘在三萬個靈位中行走，這裡靜奇——三萬個年輕人最後落腳的方，除了少數屬，沒有任何人會來這裡。站歷史錯的一方了，你受寂寞。
寺廟外賣紙錢汽水的婦人說，「風的時候，暗時，會聽哭聲從廟裡頭傳來——」一個本來坐在柱子邊斗笠遮著臉打盹的男人，突拿斗笠，說，「還有人聽見百萬戰馬在跑的聲音——」
在新竹那一，鄭宏銘沒有找父親的牌位。走寺廟，他來真的有點落寞。
鄭宏銘今還覺不透：父親錯在哪裡？診所荒廢了，裡有年輕的妻，一個一歲的愛哭愛笑的孩子，醫學院畢業的父親，難戰場赴死嗎？生來就是日本的國民，難是他由的選擇嗎？
王曉波鄭宏銘，互不相識，但是他們在同一個島長，同一年，考進台灣學。
是台灣人，但是他們裡隱忍不言的傷，痛在完全不同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