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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县长

    我和尹县长只见过两次面,却老忘不了他。

    一九六六年秋天,我从北京到西安,住在朋友老张家。那时老张的独子正是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还是个小毛头。才高二的小伙子,他已器宇不凡,张口闭嘴都是保卫毛主席、造反有理的革命道理。这小张身上一套草绿军衣,因为捨不得换下来洗,领口和袖口都油污发亮了;臂上套着五寸长的红绸袖章,倒是非常耀眼,见了人喜把右手叉在腰上,迫得别人不得不正视这红袖章所代表的权威。其时,他和另一位红卫兵正要往陕南的兴安县,去点燃革命的火种。据说那一带的革命形势远远落后,连个红卫兵组织都没有,因此西安“红总司”总部决定派两位得力的干部去开展工作。小张是主动要求去的。他本来就是兴安人,十二岁时才随父母迁到省城来,这一次,除了革命需要,还可以重游旧地,探亲访友,堪称公私两便。当然在那时候是绝对不能说公私两便,否则非受批判不可。因为当时正在破私立公,只能用毛泽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教导,来作为个人行为的準则。我正好办完差事,还有半个月左右的差假,而西安的名胜古蹟如大小雁塔、碑林和半边坡的出土文物,早在以往的出差中就游览过。既然觉得待在西安也无聊,就接受老张的建议,同小张他们去陕南,看看汉中盆地的景物。

    我们坐了一天一夜的长途客车才越过秦岭,到达兴安。这一路除了山还是山,车子老是处于倾斜拐弯的状态。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很不自在,即使到站下车,走在路上身子仍然往一边倒似的。秦岭真是一座厚实的大屏风,岭南岭北两样风光。来前西安已是草枯树凋,秋意萧条,但此地却是一片浓绿,乍疑置身在江南。

    小张把我安置在他的亲戚尹老头家里,自己和同学要住到县立中学的宿舍去。尹老头已七十开外,身板仍很硬朗,年前才失去老伴,现在自己住着一大间砖屋,床榻桌椅都收拾得很整洁。对我们这些远客的来访,他显然由衷地欢迎。我们一进门,他就笑瞇瞇的,扔了旱菸袋,捲起袖管,忙着做饭了。小张和他同学也学习解放军传统,搁下行李捲就动手给他挑水、劈柴。

    吃罢晚饭,小张俩正要动身去县中,一个戴眼镜穿干部服装的男子跨进门来。小张乍见了他,愣了一会,才腼腆又勉强地向来客喊了一声表叔,接着就把我们介绍给客人,向我们说:“这是我的远房表叔。”他把“远房”两字咬得很重。

    因为不知道客人的姓名,我和小张的同学也客气地用“表叔”向他招呼。刚一介绍完,小张就慌张地拉起我的手腕看錶,嘴里说着“不早了,怕学生宿舍要关门”,急急忙忙地催着他的同学,一起扛了铺盖捲就走。

    小张这位表叔对这匆匆碰面又分手,似乎感到又惊讶又莫名其妙。除了慇勤地向我们点头微笑外,他诧异的眼光一直追随着小张膀子上的红袖章。这个人身材很高,虽然黑黑瘦瘦的,腰板却挺得很硬,年轻时想必体态很威武的;看人时,目光凝注着对方;听人说话时,头微倾过来,唯恐听漏似的,脸上的表情既温和又谦虚。五十岁不到的年纪,一身半旧的灰色中山装洗刷得很整洁,布鞋布袜,真是中国由南到北典型的老干部模样。

    他坐下来和尹老寒暄,话了一回家常后,才客气地向我盘问来历。一知道我是外地人,专诚到陕南来游历,他似乎放下了心,向我表示欢迎外,他还带着中原一带人特有的纯朴自谦的口气说:“我们兴安是穷乡僻壤,除了这一眼望不到边的秦岭、大巴山外,就只有一条汉水了。北边山里倒有一些瀑布,还值得赏玩。可惜近来又搞运动了,抽不开身,否则我非常愿意陪你去走走。”

    也许“运动”这个字眼使他想起什么,他的脸色竟暗了下来,轻轻地叹了口气。尹老头扭亮了唯一的一只灯泡,给他端了一碗开水。他没有喝水,发呆地坐了一会,就告辞走了。

    第二天,好客的尹老打破了多年来日食两餐的习惯,一早爬起来熬粥。我睡了一夜好觉,疲劳全消,这才想起在西安买的一些腊肉、牛肉乾、肉鬆等,赶紧检出来送给尹老。喝粥的时候,我谈起这位“表叔”,才知道他竟是兴安县长,也姓尹,和尹老是本家。

    “他起义有功做了县长,虽然是党委书记抓实权,但大家都爱戴他尹县长。”

    原来尹县长在解放前是胡宗南手下的军官,佔据过秦岭东南的一些关口,手下有好几千名士兵,因为秦岭地势险要,虽攻必不可下,早有地下党人奉令给尹上校做思想工作。那时尹上校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手下的兵多是秦岭山区的子弟,对他也颇信服的。当他毅然决然向共产党投诚时,部下也是一面倒。

    “这样,不费一粒子弹,陕南三个县便插上了红旗。”

    尹老一说完,便点燃了旱菸,猛抽了两口,舒畅地吐口气。他眨巴着老花眼,似乎这往事的回忆,还颇令他激动。

    “我们虽是本家,但我也不是凭空给他涂脂抹粉——你问问这方圆四十里的人去。他起义投诚时,不求自己封官发财,只要求保障手下的士兵安全,给机会改过自新。这样的人,怕也不多吧?”

    我同意。“这样的人确是不多。”

    “现在是谁出身好谁就吃香。可是土改那阵子,他老家的工作组给他娘划了贫农,他却要求重定。说他爹在时,农忙常雇人打工,按理得定为富农才合乎政策。后来总算划成中农。”

    “这样说,尹县长表现还挺积极呢。”

    “嘿,你还不知道,三反、五反时,他是县里唯一过了关的干部。我们县的党季书记换了几个;头一个就是三反五反查出贪污下台的。”

    “党委书记怎么换得这么勤呢?”我不免诧异了。

    “唉,咱们这个县比较複杂,加上是个穷山区,生产老是上不去嘛。生产上不去,什么问题都来了,解决不了就撤党委的职。说实话,解放以来,产量翻了番,我们的生活比以前好些,但哪能同关中一带比呢?你刚从关中来,你就晓得:那八百里秦川,种一季能坐吃两季的。咱这里可差远了!十年九旱,人民政府虽尽过力,可是天时一不好还会闹饑荒,啃树皮吃草还是有的。前几年收成坏,我曾回山里老家一次。邻家的大姑娘不能出来见客——没有长裤穿。原来她娘早把布票变换粮食吃了!我这是自己人说话,相信你不会给我一顶反革命帽子戴。”

    我严肃地摇摇头。“我不是党员,而且最恨背后给人打报告。”

    尹老不屑地“呸”了一声,表示与我同感。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这里也是够瞧的。人说话要凭良心,我活了七十多了,在解放以前,比这个苦的也经历过。——困难时期这段日子里,干部和老百姓一样没有吃的,所以撤了个党委书记,大家也就没啥抱怨了——也幸亏这个三年困难,否则连尹县长也要下台哪!”

    “怎么,他犯了错误不成?”

    “大鸣大放时,他说了几句,主要是自己带头批评农业政策。谁知突然来个反右,差一点给戴上右派的帽子。他爱人本来在县中工作的,也调了职,不是叨着尹县长起义的光,有政策明摆着,早给下放回陕北窑洞去了。本来要培养尹县长入党的。他也打了报告上去了,这下反右,一切全完了。话又说回来,他也并不真想入党。他曾对我说过,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一辈子也学不到手。本来,在反右以后,也风传着要罢掉他的县长官位。可是六○年春夏,我们连着碰到空前大旱,玉米、麦子颗粒无收。农民情绪坏透了,地也不愿种了,抢粮、偷窃的案子发生了好几起,政府的救济粮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时候,不但不好撤尹县长的职,还特地派他抓农业生产去。那两年,他亲自下到农村,号召农民坚持生产,同时放宽限制,鼓励他们的积极性,恢复自留地,搞包产到户,还有自由买卖的集市——”

    “哎呀,尹伯伯,”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还提这三自一包的事!要知道,这文化革命,就是追究这三自一包的责任呀!北京的大字报已经不指名的点了刘少奇,要批判这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啦!”

    “有这回事?”老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张大了嘴瞪着我。

    “怎么没有!”我压低了嗓门说。“我亲耳听过好些人在议论了。”

    “我当真老了,跟不上形势了——”他洩气地摇着脑袋,额上几根白髮也跟着颤抖起来。突然,他又固执起来,锁紧了眉头,使得一张脸活像一只乾瘪了的橘子。“我不懂,”他赌气地说,“那时候,不这样做,农民不造反啦?”

    “快别这么说!”我赶紧警告他,“你这位亲戚如果推行了这一套,少不得也会挨批判的。”

    老头听了倒笑出来,不在乎地说:“批判算什么!不要说当干部的挨批判是家常便饭,连我这个小小老百姓,这几年来,在大会小会上,也不知被批判过多少回了。”

    “说的是。据说这次是为了反修防修,主要挖的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根子,其他具体执行的人,还不是消消毒就算了。”

    “哪就是了,”老头同意地说,似乎气消了些。“尹县长推行三自一包那一套,可是执行上头的命令,哪会是自己发明的?从反右以来,他这县长的官也是挂名而已。”

    虽是那么自我辩解一番,然而自这次谈话后,尹老就挂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脸色,沉默寡言起来。没事时他就坐在门口矮凳上,抽一口旱菸,神经质地眨巴着眼睛,似乎独自在揣摩什么事情。

    事情确是变化得很快。我才不见小张两天,小小的县城就出现了红红绿绿的大字报,宣告当地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号召居民、学生起来革命,更要干部“引火烧身”,自己跳出来批判自己。

    整个县城的精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尹老的房屋在西头,我站在路边,翘首东望,本县的重要建筑物——最远是县中、小学和电影院,中段是县政府、百货公司和汽车站,靠西头是县医院——都尽收眼底。那几天,常看到中学生拎着一桶煮麵糊,拿了板刷,在墙上大把地刷上麵糊,然后贴上大字报。进城办事的农民都好奇地站着瞧,年轻的还指指点点的谈论几句。偶然传来马达声响,人们的注意力立刻转过去。原来是山里开来的拖拉机,正招摇过市,小小拖车上挤满了一张张兴奋的,被风吹日晒得又红又亮的脸。车子过后,大家的眼睛又回到斗大的墨字和煽动性的标语上:

    揪出推行资反路线的XXX!

    谁捂盖子就和谁斗到底!

    XXX必须低头认罪!

    XXX东窗事发,末日来临!

    陕西红总兴安造反团奋勇前进!

    那几天,在街上都可以听见人们大声议论县党委挨轰的事。红卫兵要召开批判大会和斗争会,批他抗拒“十六条”,抗拒运动,贪污腐化,还準备把他游街一番。正在这热火当头时刻,县立小学的大门口突然刷出新的大字报,斗争矛头指向另一个干部。等我听到这个消息,走去看时,大门口已经围上三四层的观众了。费了很大的劲,我才挤进了里圈。

    这篇大字报标题是:“谁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底下小标题是:“提防捞了小虾,溜走大鱼!”它要大家合力揪出县府内真正的阶级敌人和潜藏的地痞流氓;说他一向伪装积极,谎报成份,剥削成性,他的“地主婆”老婆从来都抗拒改造云云。我本来不知道这影射何人,后来听了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才明白指的是尹县长。

    火终于烧到尹县长头上了。明知这是时势所趋,绝无可免的事,我仍然喟叹了一声。

    那天晚饭后,小张来找我,给我送来了第二天去汉中的汽车票。我提起白天看到的大字报,顺便问他,这位“县长表叔”究竟怎么回事。

    听到表叔二字,小张刷的红了脸,鼻孔一搧一搧的,隐约有气愤之意。他开始抱怨组织工作难搞,说这山区的青年思想又落后又顽固,而且压根儿不懂政策。原来刚成立不久的造反团,不知被谁幕后操纵,突然刮起一股歪风,要“先整县长,再捉党委”。

    “準是一小撮保皇狗干的!”小张咬牙切齿地说,“他们想保走资派,就转移斗争大方向,打起落水狗来了。”

    “怎么,你表叔还是一个老运动员吗?”我好奇地盯着小张问。

    他耸耸肩。

    “他最多也不过是漏网的右派。我表叔——”

    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立即迅速地摇晃了一下脑袋,似乎下决心要甩掉这层亲戚关係。

    “谁都知道尹飞龙多年来是挂名的县长,大张旗鼓地搞他完全脱离大方向——这才真叫捞小虾,溜掉大鱼!那党委书记贪污腐化,乱搞男女关係,民愤大极了,却轻轻放过。我怀疑就是他在幕后操纵一部分红卫兵,製造分裂。可是我一提出要捉黑手,有的反而说我有意包庇亲戚,真他妈的!”

    他越说越有气,不胜委屈似的。条凳也坐不住了,霍地站起,一拳打在饭桌上,碗碟差点震破。我吓了一跳,却也不知怎么安慰他才好。我望望尹老,他漠然地眨巴两下眼,依旧抽他的菸。偶而他冷眼端详着小张,但也不说什么。

    那天,自从日头没入山峰后,便刮起了风。入黑以后,更是呼呼作吼,一阵紧似一阵。小张怕天气有变,不肯多留,翻上衣领遮风,便匆匆走了。尹老开了灯,便去收拾饭桌,烧水封火。我理出一个手提袋,準备第二天随身带走。

    我们漱洗完毕,已经九点半。在这山城里一般人家这时早已进入梦乡了。正準备熄灯上床时,我突然听到有叩门的声音,很是轻微。尹老正坐在床沿,弯着身脱鞋,好像毫无所闻。我好奇地拔去了门闩,只见一个人影随着呼啸的山风闪进来,还随手替我把门带上,动作乾净俐落得很。在摇曳的灯光下一看,竟是尹县长。我不免惊讶起来,这么晚了,他还来串门。

    他立刻向我们表示歉意,说不该这么晚还来打搅我们休息。

    “我难得碰到北京来的同志,忍不住想请教几个问题。”

    我招呼他在饭桌边坐下来。尹老又套上了鞋子,也过来作陪。

    尹县长摘去了帽子,除下了眼镜。也许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竟掏出一块手帕,专心地揩拭起镜片来了。一去了眼镜,他那黑黄的脸似乎放大了些,笼罩着惶惑和疲倦的神色。因坐的近,我注意到他左眼角有一道疤痕,直拖到耳边,右手背上也有寸把长的手术缝痕。这些大概是他从前当过军人的表记吧,我想,否则他现在的模样,怎么也叫人想像不出他曾是大字报所指的“军阀”。我不知道他是否晓得自己被贴了大字报,我是不忍心提起。

    沉默了一阵,他突然盯紧了我的脸,很诚恳地问:“究竟为什么要搞这文化革命?”

    我从他急切的语调,已能想像他心中所受的困扰。然而我那时候,也不明白这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却只管把报章上看的,耳朵里听惯的,对他背诵如流。

    他似乎越听越糊涂,头大大地歪向一边,眉头也皱了起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文化革命跟我有什么大关係。”

    听完我说了一大通后,他才开口,同时慢条斯理地把眼镜四平八稳地戴上。

    “我从来不是县里的第一把手——连第二都不是。不搞组织,不管宣传,不曾出谋画策过。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共就是一个脑袋,随党怎么改造——至于我的历史,解放以来,也交代过五六回了,还有什么隐瞒、谎报呢?”

    这最后一句其实是自言自语,说完头就挂了下来,用右手撑着。手背上的伤痕像一条吃净的葡萄枝梗,映着灯光,红得发亮。

    我和尹老都不知说什么好。尹老乾咳了两声,又在衣袋里摸索火柴,然后点起那根相依为命的菸管。

    我掏出一包“大前门”香菸,向尹县长递过去,但他摇头,说一向不吸菸。我就自己点了一支,开始好心劝他,要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群众,更要相信批判从严,但处理从宽。一根菸烧完,我嘴也说乾了,再说就要纯粹扯谎。

    他一直细心地听着,不时还点头附和,虽然神色间掩藏不住一丝苦笑。

    “我并不担心我自己,”他爽直地说,“这就是无儿无女的唯一好处。我只是觉得遗憾。至于遗憾什么,我也说不上来。好像是我从来不曾做一点事,不曾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贡献。”

    “你不能想得太多,”我说,“我们都不能想得太多,每个人尽了本份就是对国家有贡献了。”

    但他悽然而笑,否定地摇摇头。

    “我知道共产主义时,已快三十岁了,”他回忆地说。“那时,我也不清楚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否一定能实现,实现了以后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十五岁时被拉去当兵,吃了多少的苦头。那时心里只想着怎么熬过去,向上爬,有一天做到团长,师长,将军——我从来想到的就是我自己。所以,当有人向我谈到共产主义是教人为别人活着,为中国老百姓做事,我开始感到自己真渺小,真骯髒,觉得自己一向都白活了。我记得,我曾经感动得手脚冒汗,握在手里的马鞭子变得水淋淋的——但是我毕竟是个老粗出身,小时候没有好好读过书,解放以来,虽几次参加学习班,可惜文化水平太低,总是读不懂马列主义。我有时候相信,它们是专门给知识份子看的,或者本来就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反右以前,组织上曾经辅导我学习刘少奇的论党,还有一些心得。到底是中国人说的话。现在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的着作,前天我们才从仓库里搬出几套来,全落满了灰尘。”

    我告诉他,刘少奇已经靠边站了,那本《论党》变为大毒草,因为引了孔孟的话。他不仅是惊讶,简直是胡涂了。

    “孔孟的话又有什么不对呢?”他问我。“我以前学过一个毛主席的文件,上面也引了孔孟的话呀!”

    “那当然不同,毛主席引用的嘛!”我顺理成章地说,“别人用便是别有用心,妄想复古!”

    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比他清楚多少,所以我赶紧换个话题。

    “你为什么两次报成份不一样呢?”

    他一听,愕愕然望着我,像被人揪住辫子不放似的。

    “我确是谎报,”他坦白承认,一脸的懊悔莫及。“我向党投诚后不久,被编在一个学习班里,每天学习优待俘虏的政策。干部号召大家向党坦白,交心。有人带头向党交代,供出来的罪行真是吓坏人,枪毙他都有余,可是都被宽大处理,丝毫不追究。我们这些官兵都感动得流泪了,人人争着找干部谈心、交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挖出来,把自己说得越坏越光荣似的。我那时还遗憾自己的老子不是军阀或特务头子。所以,填表的时候,报了个地主,至少显得可信一些——哪个不都以为我们是地主恶霸出身的?五三年时,我家乡考核土改成绩,工作组把我家划为贫农,因为解放时我家正好无田无地。本来是有几亩地的,四八年给我妹妹作嫁妆了,两老靠我汇钱过日子,比自己种地好多了。我当时觉得,定为贫农实在是对党不忠实。那时家父已经去世了,我就给当地县委写了信,请求划为富农。以后县里通知我母亲,说改成为上中农了。倒是我妹夫倒霉了,就因为添了那几亩地,被划成富农,成为黑五类份子。夫妇俩背了包袱,感情也不融洽了——。”

    渐渐地,他嗓门乾哑起来,终至哽咽不成声,只剩惨笑的样子,我除了叹息一声,也无话可以安慰他。

    “夜了。”

    尹老第一次开了口。他不知何时已收起了旱菸管,正两手交握着,焦虑地望着尹县长。

    山风显着的减弱了,相伴而来的是沙沙的雨声,细细碎碎的,像春蚕啃桑叶一般。尹县长如梦初醒似地站起,套上了帽子,又不知所云地自言自语了几句。尹老直摇着头,默默和我送他出门。尹老把门边的伞给他,却被婉拒。看着他高高的身子消失在黑夜和风雨中,尹老才闩上了门,立刻熄了灯。我们彼此一语不发,摸着黑上了床。

    第二天我出发去汉中。

    一星期后,我又回到兴安。正是落日时分,山峰、树木和屋宇都沐浴在夕阳里,一片金光灿烂。汽车站里四面贴满了大字报,还有色彩鲜艳的连环画和宣传画,花花绿绿的,令人应接不暇。我提着行李袋,在那两条板凳的候车室里走了一转。只溜眼一下那些标题,便知道尹县长已成众矢之的了。我想踅到县立中学看大字报,经过戏院门口时,看到大幅的标语已经盖住了电影广告,“停止营业全力闹革命”的通知封住了售票窗。

    县政府大门前冷清清的,只有一个中年男子勾着头,弯着腰,在打扫台阶;另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站在旁边监视,悠闲地吐着烟圈。这也许就是挨头一炮的县党委书记,不过我没有心思打听罢了。街上人来人往,比前几天热闹些;其中很多是戴红袖章穿绿制服的中学生。到处都是触目的红颜色,红纸标语,红色大字报和红色招牌,在夕阳里,一片红得冒火的景象。我仔细瞧瞧这街上两旁的铺子,原来都换上了新名称:“工农”百货公司,“战斗”饭馆,“红卫兵”照相馆,“卫东”小吃铺,“东方红”戏院,“为民”农具修理厂——。

    我远远就望见中学的门口聚了一大群人,走近时,才知道有人在辩论。那人群挤得密密麻麻,针都插不进似的。我本想往回走,突然听到辩论的一方,声音似乎很熟悉。谁呢?我好奇起来,决定看个究竟。于是,我背靠校墙,把行李袋做垫脚石,然后扶着墙,站上去看。是三个红卫兵在辩论,一个招架两个。那单枪匹马的,是个方脸浓眉的少年,显然只有固守的余地了,满脸通红,嘴里粗声粗气的,不停地用手抹额头的汗。他的两个对手,因为佔了上风了,很得意,竟唾沫横飞,昂头瞪眼的像斗胜的公鸡;其中特别神气活现的正是小张。他也是脸红脖子粗,但盛气凌人,头挺得比谁都高。

    “我还是一句话,”方脸的少年不服气地挣扎说,“我们要本着党的政策,是起义就既往不咎,这才合乎毛主席的教导。”

    “呸!”小张愤怒地驳斥他,“你还没有学通毛主席的教导哪!毛主席还说过:有冤报冤,有仇报仇,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怎么样?现在是给阶级兄弟报仇的时候啦!”

    “瞧!人家能大义灭亲,你这立场,又站在哪儿啦?”另外一个气势汹汹地责问。

    “杀人偿命,还能有二话吗?”小张再迫了一句。

    “血债要用血来还!”另一个索性提高嗓门喊起来。

    有几个学生跟着唱和,那方脸少年仍然顽强地争辩,但声音却被割碎,终至淹没了。

    也许旅途劳累,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心口作噁,便连忙跳下来,捡起手提袋,迎着微弱的夕阳走向尹老的家。一路上,耳朵里似乎仍震荡着“杀人偿命”的呼喊。

    刚到尹老门口,最后一线阳光已消失无蹤了。我又饿又累,只想躺下来休息,然而一推门进去,就大失所望了。屋里坐着两个客人。一个是与尹老一样年纪的白髮老头,他正捧着一本红色《毛主席语录》,秦腔十足地唸着。另一个是老太婆,身体一动也不动地盯着手里的小红书。听到我进屋的脚步声,老太太才醒过来似的,坐直了身子,诧异地盯住了我。她嘴张得老大,下巴脱节似地挂了下来。唸书的老头停顿了一下,相了我一眼后,又喃喃唸下去。尹老头从床沿站起来,与我点点头,又坐下去,捧着一本小红书,手却搁在膝盖上,也不打开书页,只默默地望着它。

    我把行李袋放在一週前睡过的小塌旁,自己打水洗脸去。我开始后悔又回到兴安来——我本可以由汉中直接经西安回北京的——只不过要回来取一个挎包,兼替北京的朋友买一只木澡盆,谁知偏赶上人家在整尹老!他已自身难保,家里再住个外地来的,岂不使他难上加难!我一边抹脸,一边下了决心,只要一弄到车票,立刻就走。

    尹老也来舀水淘米,升火熬了一锅粥,又切了一碟腌菜端上桌来。老头老太看这情景,才如释重负地起身,随手拎起他们屁股下的小板凳走了。他们前脚才出门,尹老便去碗橱里端出一碗湖南腊肉来。这还是我从西安捎来的,他没捨得吃,特意留着。

    我告诉他,我打算第二天便回西安。

    他连着点头。“早离开这里好。”说完,他埋头喝粥,绝口不提自己的事。

    我们才放下碗筷,办学习班的人又来了。这次是另外两个:一个老太婆,另一个是四十开外的妇女,剪短髮,神情泰然自若,很像是个干部。

    “尹老头,你想了没有呀?”这中年女子一推门进来就问,锐利的眼光把桌上的碗盘来回扫过两遍。

    “我实在不晓得,”尹老漫应着,管自收拾着碗盘。

    “你开动脑筋,回忆回忆嘛!”她很有耐性地说,同时找个最舒适的,又背墙又靠桌的位置坐了下来,準备长期固守似的。

    老太婆也在桌子另一边坐下,从兜袋里掏出《语录》,板起脸来瞧定了尹老。

    “也不过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怎么就想不起来呢?”中年女子又说了,“他还是你儿子手下的人,多少人都知道这回事,难道他就不曾给自己老子提一句?十八岁的小伙子呀,活蹦跳的,竟让尹飞龙这个军阀、恶霸给一枪送了命!这是阶级仇恨呀,能不给他报吗?你自己的儿子又是怎么死的?文化革命嘛,就是要算这笔总帐!”

    “我儿子是陕西解放前一年死的,”尹老头平静地回答,一边仔细地揩抹着饭桌。

    “怎么死的?还不是给尹飞龙当炮灰!他顽固反共,把青年子弟押去当炮灰,真是罪大恶极!你这大把年纪了,还顾忌什么?快站出来跟他划清界线!”

    “包庇亲戚会罪加一等!”老太婆也插上嘴。“别看他常来看顾你,那是黄鼠狼拜年,不安好心哪!他不做亏心事,何必这么积极想封住你嘴呢?”

    屋里已经黑得脸都看不清楚了,尹老却没想到开灯,只自己闷坐在床沿。我疲倦得直想躺下来,终于忍不住去扭亮了灯。乘着这两个女人打开书翻找《语录》时,我开了门溜出,到县中找小张。

    小张的名气似乎不小,一找便着。原来他当上了造反团的副司令兼宣传部长,独自坐镇一个办公室,还配备了女秘书。办公室门上新添了“宣传部重地,闲人莫入”的红字。这里人进人出,灯火辉煌,一派彻夜工作的气氛。小张自己一身崭新的绿军服,腰里扎着宽皮带,红光满面,一副少年得意的模样。

    我本来想问他何以改变了对他表叔的看法,但是有女秘书在旁监视着,我也只得压下自己的好奇。我只告诉他有急事想赶回北京,明天得离开县城,请他设法解决交通工具。他倒答应得很爽快。

    “包在我身上,”他拍拍胸脯说,“明天一早就有消息。”

    也不过半个月光景,小张似乎变了不少,言语、动作都像在演说,神情充满了自信——简直是骄傲。

    事情既已讲妥,我起身告辞。

    “就走了?还早吧。”他夸耀地捋起左手袖子,仔细瞧了一眼手腕上新添的一只錶。

    我笑笑,也不说什么,就离开了这“宣传部重地”,自己在街上蹓跶。才九点钟,但行人稀少,多数铺子已打烊了,很多住家也熄了灯。这时山风吹来,倍感夜凉如水;镰刀似的月亮挂在山巅,耸入云霄的群峰,在朦胧的月色里,显得阴森森的,宛如窥视的猛兽,伺机要围扑过来。

    我顶着寒风,从街东踅到街西,再踱回来。所有铺面全落了锁后,我只得回尹老家来。那两个女的仍在劝说,而尹老嘴里叼了旱菸,仍是洗耳恭听地坐在床沿。我累得连连打呵欠,看了手錶,已经快十点了。那干部模样的妇人见我看錶,就起身说:“你们早些休息吧,我们明天再谈。”她很快的就同老太婆走了。

    到底是山区人家,富有人情味——我想着也颇为感动——办学习班也想到让人早休息。在外地,不都是轮番作战,从早上八点直干到深夜一、两点吗?

    因为疲劳过度,我在熄灯上床后,发觉全身骨节全散了似的,痠痛无比。在阖眼前,我勉强挣扎着,向对铺的尹老劝两句:“你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吧,尹老。这种‘谈心说服’的学习班,无日无夜的,不达目的不罢休,你又何苦呢?还是相信党,相信群众,把事情搞清楚就算了——”

    我的声音越说越低,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最后竟至淹没在黑暗里。

    良久,才传来尹老一声拖长的苦笑。

    “我老头自己也搞不清楚哩。我也只是听说有个兵因为作战时违抗命令,被尹飞龙亲手枪杀了。我又不认识那个兵,又不曾眼见,有什么好说的呢?要干掉尹飞龙,就干掉好了,偏去挖这种烂陈帐!我儿子是跟共产党打仗死的,我又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就伴着我的歎息,一起带进了梦乡。

    第二天,出乎意料之外,小张居然派人送来了一张搭乘当天飞机的介绍信。我并且摇身一变,成了他们造反团的特别观察员,连飞机票都不用花钱买。起飞时,小张还来挥手作别。我隔着机窗向他挥手,可惜转眼就失去了他的影蹤,连兴安县城也不见了。机窗外,除了山,还是山,是连绵不断,万古千秋,伟大的秦岭。

    六八年春一个颳风的下午,我在北京东单公园里闲步,无意中撞见了小张的堂弟。在西安时,只见过一面,还亏他先认出了我,向我打招呼。他穿了一身臃肿的棉衣,挎了个腰包,正一个人坐在条凳上削鸭梨吃。惊喜之余,我在他身边坐下,同他聊起来。他是和一些红卫兵代表来北京告状的。原来陕西红总司已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派,彼此文攻武卫,纠缠个不休。他们这一派先发制人,派代表到首都争取中央文革的支持。

    我打听了西安的近况,问起他的伯父和堂哥来。“你哥哥更得意了吧?”我略带顽笑地问,“现在做到什么官啦?”

    谁知张小弟听了,脸顿时发暗。

    “我哥哥不怎么好——”他有些口吃起来,好像拿不準该让我知道多少才是。“他已经三个多月不回家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伯父为他气得发了胃病——”

    我听了也很为我的老朋友难受。张小弟说,他们哥儿俩不巧是对立派。小张那一派武斗搞得兇,头头都受到通缉;可能风声紧,他躲起来了。

    “你们兄弟俩也太抛头露面了,”我不客气地批评起来,“现在什么时候啦,还让你们继续造反吗?马上都要军管了。年轻人不晓得学习,不重视组织纪律,成天打架,争权夺利,这样下去难保有好下场!”

    听到我对红卫兵的苛责,他很不好意思,辩解地说:“我们是有缺点,找伯父也是这么说来的。我还是头一次离开陕西哪。我啥事也不出面,我这次是抓了个机会到北京来玩的。不像我哥哥,他陷得太深,不能自拔了。我爸爸说他是让胜利给沖昏了头脑。枪毙尹县长那一阵子,他真是红得发紫——”

    “你说什么?”我立刻打岔。“枪毙尹县长?”

    他点点头。“六七年初的事。”

    “什么罪名呢?”

    话一出口,我随即向他摆摆手,心里说不出的愤慨、失望和悽凉的滋味。

    “算了,那些罪名我全知道,牵强附会到极点!他是嚮应号召起义的,何至于死罪?”

    “当时都认为是革命需要,不枪毙个把人不足以树立威风,扩大影响。事后大家也觉得过份了些。我们派还有人想替他平反,只是时候还不到,不曾提出罢了。类似这样的事也不止尹飞龙一个。

    正说着,一阵风颳来,泥沙纸屑都捲起在空中翻腾,太阳早不知被驱赶到何方去了,满天昏昏惨惨,一片黄濛濛。我瞇紧眼,头顺着风势躲,脸皮被风沙刷得麻痒痒的。那黄土高原长大的少年却毫不在乎;风颳得疾时,他还兴奋地张开两臂,想捕捉一把似的。风过后,他又拾起了话头。

    “我到兴安那天,正好赶上开公审尹飞龙的大会。我记得,一宣读立即执行死刑的判决后,尹县长头向前栽下去。如果不是后面两个红卫兵拉着他,他大概会昏倒。他老婆想冲上台去,嘴里直嚷着:‘讲政策,你们讲政策呀!’她当场就被人架走。这一来,群众反应不热烈了,只有会场前部和两旁的红卫兵鼓掌欢呼。我哥哥立刻跳上台呼口号:‘血债要血来还!’‘处决军阀、恶霸、反革命尹飞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起先,我们还跟着喊,可是声音越来越稀,越来越低。我当时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了,胸口饱胀得难受。到最后一句毛主席万岁时,只剩下台上的人跟着喊。大家一看,跟着喊的竟是尹飞龙!他双手被人架在身后,眼镜掉了,但头却昂起,腊黄着脸,鼓直了眼睛,低沉有力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们都呆了,全场不作声,只听着他一个人喊。”

    “啊——”我长长吸了一口气,胸口也胀饱饱的,说不出话来。

    “本来,有人提议公审时,照例用铁丝箍住他的嘴,怕他喊反动口号。可是有人说不必要,谅他没有这个胆量,终于没用。现在眼睁睁看着他喊毛主席万岁,绑架他的人又不敢用手摀住他的嘴——怕犯错误。忽然,后面的观众骚动起来,往台前拥挤,任大会主席怎么喊‘加强革命纪律’,全不理睬。红卫兵慌忙抢上台,霸住了,不许群众上去。主席只好宣布立即枪决,唯恐生出乱子。于是四五个人把尹县长拖上卡车,预定游街的节目也取消了,就直接往乱石堆开去。您知道沟口的乱石堆吧?”

    我点点头。有一次我坐板车进山,曾经过那里——两旁悬崖绝壁,中间是山沟沖出的一片扇形乱石地带。

    “尹县长被绑在一根预先插在石堆里的木桩上。当举枪对準他时,他又仰头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眼睛鼓得大大的,眼球好像要爆裂开来似的,嘴唇也咬出血来。大家吓坏了,对着这样的囗号怎能开枪呢?非让他停止喊口号不可!我哥哥正好有两条大手帕,就上去把他的嘴堵上了,刽子手这才开了枪。这一次,一声欢呼都没有,也没有人想走近去看,尸体就孤零零地斜挂在木桩上——我偏过头不敢看,一个农民却盯着我问:他这么喊毛主席万岁,怎么还枪毙他?”

    “你怎么回答呢?”我说。

    他苦笑地耸肩膀。“我叫他少管闲事。”

    又颳过一阵大风,暮色就提早降临。

    我们都沉默了。

    “那尹老先生还好吧?”我想起那好客的老人。

    他摇摇头说:“他已经去世了。”

    接着,张小弟站起身,说要回去开会,匆匆走了。我也不问尹老是怎么死的,脑子里只是反覆地涌上一句平日诵熟的毛泽东的话: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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