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县长 > 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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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夜

    柳向东腋下挟了只大号饭碗,手里拿双筷子,大步跨进了农场的食堂。

    食堂里挤满了人,卖菜的窗口全是人龙,连往常卖汤的墙角也拖出老长一条尾巴。原来下午刚到的一批教师,在安排好过夜的床铺后,都赶来吃饭了。而明早回南京的一批,为了享受在农场里的最后一顿晚饭,也提早来排队,弄得餐厅意外地拥挤。几张饭桌全爆满,多数人是端了饭菜站着吃。柳向东跟上了一条人龙尾巴后,一边伸手在裤袋里掏饭票和菜票,一边就研究起墙上新糊上的菜单。那菜单是红纸墨字,好不耀眼。看来炊事人员为了迎新送旧,特地推出几样好菜,像狮子头和糖醋排骨,还有南京人一向自傲的盐水鸭子。他念过一遍菜单,已经胃口大开,再瞧瞧身边那些捧了饭碗狼吞虎嚥的同事,顿感到饥肠辘辘。自从回到中国,一年以来,饭量激增,翻了两番都不止,而且也不闹肠胃病。不像以前在美国,老是怀疑患了胃溃疡。他想:人的肚皮究竟适应得最快。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

    农场的广播开始了。向东用不着看錶便知道是五点半。每天一早,高音喇叭就响了,<东方红>把大家催起床;午饭和工间休息也是用革命歌曲来调度;然后<东方红>再把大家送上床。生活秩序便这么周而复始,固定不变,连手錶都显得多余。记得刚到南京时,他很不习惯这种高音喇叭,觉得它侵犯了个人自由,打扰人的思索,有迫人就範之嫌,还向领导同志提意见,以促使改进。但很快地,他便发现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只好勉强自己接受下来,如今倒也能处之泰然。前一阵子忙着插秧,农活特别累,他竟能在广播停顿之前鼾然入睡。

    “快!快!盐水鸭没有了!青菜三分钱!”

    终于挨近窗口了,他听见卖菜的同志提高嗓门在喊。从小窗口向里面张望了一眼,果然好菜全光了。他只好要了两碟肉片莴苣,打了四两饭,然后捧着饭碗四处张望着,想找个较空旷的窗口好站着吃。

    “小柳!”

    听到有人喊,他转身瞧了一阵,才发现同宿舍的老何正举着筷子招呼他过去。老何同向东系里的三四个同事佔据了一张饭桌,正吃得高兴。等向东挨过来,大家挤一挤,让出了一角板凳给他。

    “你来得晚,鸭子卖光啦!”老何不胜惋惜地对向东说。

    “没关係!”向东无所谓地耸下肩说。他这个台湾草地人,还不会领略盐水鸭的好处,总觉得老家的白斩鸭味道比这个还鲜美些。看见饭桌上左一堆骨头,右也一堆骨头,想来同事们都吃过鸭子了。

    “小柳回去就上课吧?”他对面的一个同事问过他后,就“叭”的一声,从嘴里吐出一根鸭骨头来,还用饭匙把搪瓷碗刮得叮噹作响,表示珍惜粮食,绝不浪费。

    “辅导大一的数学课。”老何替他回答,带着了羡慕的口气。

    向东“嗯”了一声,装作埋首吃饭,没有再搭腔。目前这种轮换劳动制,不但打乱了教学计划,还使很多教师劳动回去后变相失业,当然就羡慕别人有课上了。向东自己又何尝不急于要上课呢?可是大学刚招生不久,只有一年级学生,而向东的专业须等到大三毕业班时,才考虑要不要讲授。他本来可以清闲两年的,然而他积极要求上教学第一线,领导便派给他辅导数学的任务,讲好劳动回去后便开始。所谓辅导,其实就是做任课教师的助手,在课堂里及宿舍里给学生补习。向东的热忱和献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使他忽视别人笑他大材小用,反而带了很多参考书到农场来,準备好好地研究一番。很凑巧,一齐来劳动的便有一位年轻教师,刚辅导过数学下来。向东一晓得这人,立刻去向他请教。谁知这个同事看到他的一堆书,吓了一跳,随之又哑口失笑。以后他找了个机会,悄悄地告诉向东:目前大一学生的数学是从小数点加法开始,到大学毕业时也上不了微积分,其他就别提了。

    “你只要使学生懂得零点一加零点一等于零点二,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不等于四分之一就行了。”

    经他这一指点,向东好比劈头浇了一盆冷水,一直凉到了心底。他把书仔细地捆起来,压在睡觉的稻草铺下,再也不提辅导学生数学的事。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对学生失望——他们被派来上大学、唸数学,本身毫无过错可言——但究竟对什么灰心失望呢?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同志们请注意!”

    农场广播员突然中断了革命歌曲的播送,向大家报告说:“今天晚上七点整,请同志们到饭厅集合开会,总结三个月劳动的成绩,同时欢迎新的一批教职员再来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农场党委作报告;各学习小组代表向大家报告劳动的体会和心得;会后分组讨论,请大家準时参加。”

    这个开会的安排早已人人知晓,因此没有引起什么骚动。

    “最后一晚了,希望会别开得太晚才好。”老何说完,捧起空饭碗先走了。

    “我的心得体会和上回一模一样,两分钟可以说完,”小柳旁边的一个同事说,神态颇为轻鬆。他已吃完了饭,白瓷碗刮得精光发亮。突然,他饶有兴趣地转过脸对向东说:“你是第一次走五七道路,体会一定很深刻,今晚可以演讲一番了!”

    向东听了“演讲”而字,脸微微发热,赶紧说:“我留着回南京讲。今晚我值夜,组长免去了我开会的任务。”

    “你其实应该来开会,”另一个同了事压低了声音,颇为体己似地对他说。“明天就回南京了,你今晚值的班,也捞不到补休,未免不上算。”

    “不要紧,我一夜不睡也无所谓。”

    因为每个人都精打细算,向东才要到了这守更的任务。他是有意要避去这一场会。三个月前,他就经历过这种会了。当时,他听着上一批的教员慷慨激昂地叙述他们到苏北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人生观如何转变,思想如何脱胎换骨;个别教师还声泪俱下,叫他感动得差些陪着掉眼泪。一眨眼,三个月过去了。如今,他却害怕这个会。他知道,届时他无法像别人一样慷慨陈词,唱作俱佳地合伙演出一齣好戏。

    然而同事说他会演讲,其实也无讽刺之意。他知道自己是会讲。前几年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便是从加州柏克莱一路讲到芝加哥的。讲台、汽车顶,哪里不是一站便滔滔说上几小时?那时,支持着他的不单单是一腔爱国热血,还有美好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他熬夜攻读列宁和毛泽东的着作,作了多少笔记;为防联邦调查局,躺下来时,头也要枕着文件才敢阖眼。回想起来,那一段日子真是火辣辣的。

    相比之下,回国以来的生活实在太平静了。除了这三个月亲临其境的农场劳动外,其他全是在批判林彪和政治学习。花了半年的时间学习薄薄一本《国家与革命》,逐字逐句地推敲,就差没有整本背诵了。刚开始时,他非常热烈地参加讨论。特别是当他发现很多教师无法想像“打破国家机器”的必要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境界时,他忍不住引经据典地推论这个远景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越讲自己越发陶醉在未来的大同世界里。有一次,他竟不知讲了多久,等到他停下来时,发现一个同事已睡着了;而学习组长正张大了嘴打哈欠,碰到向东的眼光不得不强拉扯出一朵笑容来。这也许就种下了他“演说家”的名声。

    但令他难受的倒不是这个外号,而是他逐渐了解到的事实。原来这些高级知识份子纯粹是为了讨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并非一码事——甚至是藉疑问来发洩自己的胸怀,而这是最令他痛心的。他不禁疑惑起来:在这号称世界革命的中心,究竟有多少人信仰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和许多问题一样,这也得不到答案。所以,就在他演说家的名声越传越响时,他反而逐日沉默下来。

    “慢吃,慢吃。”

    一个个同事离桌而去,很快的,只剩下小柳一个人了。此时,饭厅里只有寥寥无几的顾客,冷清清的,倒是扩音器里革命歌曲独自唱得震天价响。小柳正慢条斯理地往嘴里送饭,忽然对面板凳上又坐下一个人来。他一看,认得是农场雇请的编箩筐的青年农民。这人向小柳咧了下嘴后,使用铝製的饭盒把眼前的骨头推向桌中间,清出一块地盘来安置他的饭盒和一碟青菜。小柳看他饭盒里盛了三个大馒头,加上那碟青菜,此外便别无他物了。他再瞧一眼桌上狼藉的骨头,顿感惭愧,竟没有勇气正视对方抓起了馒头大口撕咬的样子。

    “明天回南京去?”这年轻人吞下一口馒头后才抬起头同小柳搭讪。

    “是,”小柳回答,“你也快回淮安了吧?”

    对方用筷子扒了两大口青菜下肚后,方说:“作不準。你们农场的箩筐完工后,如果附近公社里没有活干,这就回去。”

    说完,他用手抓起第二个馒头往嘴里送。他大口嚼着,腮帮鼓得一高一低的,圆圆大大的褐色脸孔上,粗黑的眉毛低垂着,两只眼睛全神贯注在鼻子跟前的馒头上。

    小柳以前曾同他聊过几句,知道他名叫卫东——同自己一样,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的名字——苏北的贫农家庭出身的。这农民二十岁出头模样,一向寡言,不太爱理人。农场的会计常常在背后骂他怠工。原来农场同他的公社订的是计时合同,而非计件。他本人不论做多做少,总是拿固定不变的工资,他因而常泡磨菇,一只箩筐往往要两三天才完得了工。有一回,会计——他还是个老党员呢——忍无可忍,找他交涉,要改为按件计酬,却被他一口拒绝了。

    “包工制?那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除掉修正主义根子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永远依靠贫下中农……”他说得头头是道,使得会计面红耳赤,当场下不了台。这事向东虽是耳闻,也不由得不对他另眼相看了。

    这样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话有水平,神色却不开朗,向东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你出来也很久了,想家吧?”向东一边刮着饭碗,一边关切地问他。

    对方哼了一声,粗黑的眉毛扬了一下,圆圆大大的面孔便毫无表情了。直等到嘴里的东西全嚥下后,他才冷冷地说:“回去也是劳动——地里的劳动。”

    向东听了,无言地点点头。他把刮齐的饭粒一口送进嘴里,然后站起身来。右腿正要迈出板凳时,突然听到对方一声乾笑。

    “你们这种劳动!嘿!”

    向东怔住了,脸微微热烘起来。但对方像是自言自语,声调低低的,眼睛盯着剩下的一个馒头,一边嘴角翘起,满脸不屑的神情。向东发呆了一会,只好端起饭碗,推开了板凳,默默地走开。

    苏北五月的夜晚是凉爽而柔和的,一角月牙斜挂在天边,疏星点点,映着稀疏坐落的农家灯火,显着天空格外的高大深远,平原宽广得漫无边际。向东倒剪着手,一个人沿着公路散步回来。路两边的水沟,细水涓涓地流进稻田里。这声响,在空旷无边的静寂中,显得又突出又熟悉。这夜色处处激起他对家乡的回忆。老家花莲港的夜晚,该是虫声四起,海风呼啸的时候了。那里山影朦胧,而月牙似乎伸手可即,不像这平原漫漫,宽广而无所不包,让他感到自身渺小得无能为力。真的,这无能为力的感觉,不知起自何时,但的的确确与日俱增了。

    他不免惊异,投奔祖国方一年,心境变化竟如此之大,岂不未老先衰了?曾几何时,他还跟知心朋友,有志之士,对着大铁蕩山的冰峰了,醉吟<沁园春>,引吭高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这股豪气何处去了?当年,为了捍卫神圣领土钓鱼台,抛弃博士学位的论文,生命也在所不惜,而今钓鱼台下落又如何?有一次,他向大学里的一个同事问起钓鱼台的下落,对方搔了一阵头髮才说:“钓鱼台?在北京西郊吧?听说是专门招待高干和外宾的宾馆。”这以后,他也就不再提起了。

    近来,他开始怀疑自己是犯了左倾幼稚病,不够冷静,以致灰心失望起来。七三年刚回国时,他还是干劲沖天的。记得初到北京那两个礼拜,虽然忙着参观游览,他却很快发现国内对台湾的情况一无所知。中级干部讲到台湾时,引用的全是老黄曆的资料;不是说台湾同胞靠卖儿女度日,便是预料“祖国”一声“解放”,百姓便箪食壶浆来迎王师。惊愕之余,他立刻熬夜赶写了万言的备忘录,在离京前夕交给了国务院。他还访问了“台湾自治同盟”,发现他们与自己的所闻、见解至少相差了一代,不但弄不清台湾普通工人的平均收入,连“自治同盟”的意义也茫然不知。当时他简直是气愤了,茶水都不愿沾脣,就拂袖而去。如今回想,满心都是歉意。

    那备忘录一直如石沉大海。然而,七三年的国庆文件中倒是对台湾同胞了加上了“骨肉”的字眼,措词也较坚定亲切。虽然只是文字上的添饰,已使向东感到很大的安慰了。不久,他听到大家在传说:这添加的字眼乃是因为周恩来听到某位回来观光的台籍人士的建议之故——这位人士以前还是激烈的台湾独立运动份子呢。这个传闻也不知真假,但发人深思。向东不时问自己:海外的留学生,到底怎样才能最好地为祖国效劳?

    想到这里,他长叹了口气。望望天际一颗孤零零的星,星儿只默默地凝视着他。于是,他又继续走,一回儿就到了农场宿舍区。多数房间都熄了灯,周围静悄悄的。他看了看錶,将近十点半,该是上夜班的时候了,便快步向值班室走去。夜风不知何时也加快了了脚步,一阵阵过去,增添了不少凉意。

    值夜室就在宿舍区东头,比邻农具堆放间,此刻玻璃窗关闭了,只透出昏黄的灯光来。小柳推门进去,见老傅正在灯光下一剪一只铁罐头,桌上放着尚未完工的煤油炉、尖锥、圆槌等等。

    “咳,小柳。”老傅从老花眼镜下斜睨了向东一眼,嘴里招呼着,继续挥动手中的大铁剪。

    招呼过老傅后,向东在桌对面坐下来。他这是第二次同老傅一道值夜,老傅仍然在敲打煤油炉。老传做煤油炉已是全校出名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到现在,据说已经做了一打以上,全是无价奉送给有急需的人,为此人缘特别好。

    “小柳,今晚请你嚐嚐我的鸡蛋挂麵,算是欢送你走五七道路,功德圆满回南京去。”

    说完,老傅已把空铁罐剪开了,便开始用槌子把铁皮槌平。

    “上次是你请,今天该轮到我了。”向东说着,立即打开了书桌的一只抽屉,瞧了瞧事先摆在里面的麵条和鸡蛋,还有一本列宁的着作。

    “行,行,”老傅无不可地答应着。“由我来煮就是,有现成的作料。”

    到底是他想得周到,向东心里不禁惭愧起来,自己竟忘了作料。他把书拿出来,关上了抽屉。老傅现在开始在铁皮上钻洞了。看他聚精会神地敲打着,向东的眼睛也不由己地跟着他的锥子移动:一锥下去一个洞,大小划一,非常乾净俐落。

    老傅这手艺,说来也有一段故事,向东这次来农场劳动才听到。他以前是中央大学的高材生,解放后不久就在本校任教,很快升为高级讲师,文化革命前夕已经成为副教授的候选人之一。不幸,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刚开始时,有人匿名检举他,说他念中大时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嫌疑及隐瞒年纪的可能。领导上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一贯政策,成立了专案组展开调查。两年过去了,始终找不到证据。专案组的四、五个同志,轮流到他河南的老家查了几次,又到外省去讯问他同期毕业的几个校友,全不得要领。但因为也找不到他绝对不曾参加过三青团的证据,便不敢贸然解放他,就只有把他无限期地“挂”了起来。当然,吃苦头的是当事人。清理阶级队伍时被关了半年多,以后是监督劳动,接着随全校教师到苏北开办农场。而一打三反、批林等运动接踵而来,学校无暇顾及他,就不了了之,在政治上简直忘了这个人的存在。倒是他本人还挺乐观,心平气和的,从不曾寻过短见。他河南老家的妻子就不同了,看到三番两次来调查他,丈夫杳无音信,不知犯了何事,急得跳河自杀,幸而被人及时救起。事后,家里人写信告诉他,他也没有怎样震动。如果不是那边的领导写信通知这边的领导,说他老婆有畏罪自杀之嫌,学校里还没有人知道呢。而就在他被关的那一段时期,他对于敲打炉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动手改装了自己的一只煤油炉。就是劳改那一阵子,他也是千方百计地要来空罐头,一有闲空就敲打起来。而一敲打起铁皮来,他便全神贯注,身旁的事物都视若无睹了。

    “喂,老傅,我听到你们组的同事在闲聊,好像领导正在考虑,今年秋天要安排你上课。”

    自从知道老傅的身世后,向东心里颇同情他,因此很乐意把听到的闲话转告给他。

    谁知道老傅不感兴趣地哼了一声“是吗”,两只眼仍不离两只手,而两只手只顾着钉洞。向东瞧他佝偻着背,头俯向桌面,头上早生的白髮在灯光逼近照射下,显得特别耀眼。

    突然,向东忍不住了,很惋惜地说:“你是多年的老讲师了,不上课,却在农场种菜,敲煤油炉,这不是浪费人力吗?”

    “我自己倒是满喜欢在农场过日子,”老傅说。这次,他例外地停了手中的操作,抬起了头,把眼镜摘去,似笑非笑地瞧着向东。“至于浪费,那浪费的事儿何只一桩两桩?”

    真的,向东完全同意,何只一桩两桩!毛泽东说“人是世间万物最宝贵的”,那么人力的浪费不就是最大的罪过了?

    “我看农场应该关掉!”向东坦率地说。“以后学生多了,教师怎么抽调得出来?何况还赔钱!哪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也不曾这样,每个大学办一个大农场,劳民伤财!”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干前人所未干过的事。”老傅一本正经地说着,就微笑起来了。“讲到赔钱,那是更不在话下了。过去这三年来,哪一年不是赔上三万元以上的?这还只是种籽、肥料、农具上的投资而言,教职工的工资,一点都不算在内。你想,我们平均维持了一百个人在农场,而一年打下来的粮食只够这些人半年的口粮,哪能不赔?还不说被人偷去的。”

    听到这最后一句,向东的眉头整个皱了起来。还记得刚来农场时,组长们在百忙之中先开会决定值夜守更的人员安排。他当时就已经诧异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既生活在贫下中农的包围之中,还守更巡逻什么呢?但是他们天天值夜,而且专门派强劳动力的教师来巡更,弄得大田里缺乏劳动力,农活向来干不完。即使这样,还常常被窃,连小柳都感到气馁了。想到此,耳边似乎又响起了晚饭时那青年农民的乾笑声。

    “知识份子要常常劳动,”向东承认,“但是大学实在用不着拖一个大农场。”

    “毛主席说:五七道路要走一辈子。”老傅不疾不徐地引证了一句毛主席的语录后,又拿起锥子来钉洞。“老人家几十年的革命经验是:只有劳动才能改造思想。”

    劳动,劳动,向东默默唸着这个词语,突然觉得索然无味。他长叹了一口气,站起来,倒剪了手,一个人在值夜室里来回踱方步。嘟!嘟!老傅一锥一锥地敲打在铁皮上,枯燥而单调。向东竭力不去看他,也不听那空洞的声响。他把头朝上看,数着头上架着的横樑:一根、两根、三根、一根、两根、三根……。

    “我们要不要去走一转?”

    不知何时,老傅已停止了敲打,又摘了眼镜,用手在揉擦眼角。

    小柳抽出了手来,看了一下錶,可不,已十二点了。“好。”说着,他到桌上拿了手电筒。老傅戴上了一顶蓝色帽子,披了一件破旧的棉袄,接着把墙角的煤球炉子的火门拉开来烧水,然后才拿了另一支电筒,同小柳推开门,走出值夜室。

    “嗄,变天了,竟颳起风来啦!”

    没想到苏北的天气竟也变化迅速,曾几何时,天已是黑沉沉一片,那月牙儿早被埋得无影无蹤了。风呼呼作响,凉兮兮的,小柳禁不住打个哆嗦。

    他们先从右边的两排宿舍走过,然后沿着稻田走,巡视了畜棚、打穀场、仓库,兜了一圈,转到广播室、办公室、伙房和食堂,又回到值夜室来。

    “平安无事。”

    老傅轻鬆地宣布了一声后,便把棉袄、帽子脱了下来,挂在墙上,立刻动手烧起挂麵。长年独居惯了,他对烹调有一手,做起来轻鬆愉快。小柳把麵条和鸡蛋交给他后,剩下来就是乾眼瞧他忙去了。

    “你们这三个月还算运气,也不过丢了些鱼肉馒头等。”老傅一边煮麵,一边同小柳聊天。“前年秋天,有一次夜里,我们被偷去了七麻袋稻子,每袋有一两百斤重。那是最严重的一次。第二天早上发现仓库门虚掩着,地上有车轮痕迹,其他就没什么了。”

    “你是说”——向东有些难以置信——“有人弄了车子,而且不只一个人,来偷稻子?查出来是谁呢?”

    “查出来?”这次是老傅难以置信地瞟了小柳一眼。“案报到县里保卫科,他们派了人来察看了一番,农场党委和保管主任还陪了半天。后来一直没下文,以后再也不曾报过案。”

    小柳闷声不响了,又倒剪了手,在桌旁来回踱步。但老傅很快端来两碗麵,并且,一叠声地催他,小柳就同他坐下来吃。作料很普通,但经过老傅一调理,果然味道好。因为老傅煮了麵,小柳就坚持洗碗和刷锅的任务。等他把擦乾的碗筷送回桌上时,发现老傅又埋头在修剪另一块铁皮了。看看他鬓边半白的头髮,小柳嚥下了一声叹息。他在对面坐了下来,打开了列宁的选集。

    但是,他无法专心阅读,读了两页书却完全不知所云。老传聚精会神的操作简直令他嫉妒。

    “你以前,”他忍不住问起对方来,“我是说,文化革命以前,空闲时做什么消遣?”

    老傅抬起头,好奇地望望小柳,又瞧了一眼他手上的书,然后冷冷地说:“看书。”

    “是吗?”小柳抑制不住自己,也冷冷地哼了一句。

    老傅盯了小柳一眼,又低下头修剪起来。半晌他才开口,轻描淡写地,好像在叙述别人的往事,一边仍低头干活。

    “我以前很爱书,”他说。“除了本行的书外,我尤其酷爱文史。家父也爱文史,去世时留下不少书。我自己爱买书,解放后出版的小说、散文、评论等,我很少错过,所以,一共也收藏了八九百本书了。文革初起,破四旧,我烧毁了全部的旧版书。后来,新作家也一个个倒下来,我清理都来不及,乾脆借了一部拖板车来,自己把它们拉去破烂收购站,当废纸卖了,每斤四分钱。从那以后,除了《毛选》,我没买过书。”

    向东听着他讲,不知不觉地张大了嘴,不晓得是惊讶,还是惋惜,一时哑口无言。但是,他脑海里立即闪过一个新闻剪报里常见到的镜头:毛泽东在书房里接见外宾,书架上摆满了书。

    书,书。突地,他推开了手上的书,站起身来。嘟!嘟!老傅又敲起洞来,单调地,机械地,无止息地敲着。向东又反剪了双手,在斗室来回踱步;他急躁得想狠狠地蹬几脚,明知无济于事,只好绝望地来回重踏着自己的脚印。

    我为什么读书?他忽然问自己。如果全国只剩下毛泽东一个人读书、藏书,中国文化还有多少前途?文化革命把文化革到哪里去了?

    一连串的问题纷至沓来,弄得他头脑发胀,心底却异常地空虚。他索性走到窗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冷却一下发热的脸颊。窗外漆黑一片,只偶尔一阵风声呼啸而过。

    不知过了好久了,他迷糊中听见一声狗叫。接着又是一声。他猛地抬起头来。灯光,老傅,煤油炉子,它们一下子把他拉回现实来。

    “我听到狗叫,”他告诉老傅,“要不要去看看?”

    食堂里养了条狗,也许那边有什么事,他突然警惕起来。

    “狗叫?好吧。”老傅无不可地说,接着放下了手中的活计,站了起来。

    向东立即跑到桌边,抓起电筒。“我往右走,你往左走,我们在食堂碰头吧。”

    说着,他先推开门跑出来。真正是夜黑风高,他亮了电筒,朝食堂小跑步过去。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周围一片死寂,他怀疑自己是否过敏了,把风声当成犬吠。手电筒照着食堂的大门,门锁得好好的;又沿着窗子一路照亮过去,窗子也是关得严严的。

    于是,他绕过食堂,转到后面的厨房来。厨房门口的顶棚下,炊事员收养的一条狗对着电筒低低吼了两声,等认出向东来,立刻摇起尾巴了。向东扬起电筒照门窗,发现一扇窗子洞开着。就在这时,附近传来一声重物坠地的音响。他奔向窗口,向里面张望。可不是,对面大灶上的窗子也是洞开的。他赶紧回身跑,转到大灶这头来。还没跑到,便瞧见前头有个人影正往菜园方向跑。真有贼!他先是吃惊,接着愤怒起来,于是毫不思索地拔脚就追,一边高举着电筒,对準这人影不放。

    这跑的人身材高大,脚底也有劲,向东咬着牙追赶,看看距离拉近了,但怎么也追不上。他闯过菜地,追进了山芋田里。山芋田尽头有一条大排水沟。那人逼近沟边时,突然滑了一跤,身子栽了下去,但他立刻又翻起身,在跳进水沟前,回顾了一眼,正好被电筒照了个了正面:圆圆大大的脸孔,两道浓眉。好熟悉的面孔呀!向东突地煞住了脚,手中的电筒险些掉下来。

    他望着前方,茫茫漆黑一片。风声又呼啸起来了,还掺杂了自己粗重的呼吸。这时,他又听到狗叫,一定是老傅带着狗追来了。他开始往回走,小心地用电筒照亮着山芋田,挑拢沟处下脚。在菜地边,他、老傅和狗碰上头了。

    “看到什么没有?”老傅问他。

    向东摇摇头。许是适才跑待太急,现在心跳竟变得又缓又沉。“好像有条黑影,追了一阵,便不见什么了。”

    他还该说些什么,只是不想说话,也就放弃了。他只希望老傅别再盘问下去。

    果然,后者只说:“来厨房的小偷,无非弄些吃的。走,去把炊事员叫起来,问他少些什么。”

    向东默默地跟他走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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