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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户口

    我跟彭玉莲并不熟。虽然是紧邻——我卧房的窗户便对着她家的窗户和大门——但因为工作单位不同,一向没有什么交谈的机会。早晚上下班时,偶然撞见,她总是热情地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的牙齿,水汪汪的眼睛滴溜溜送过来,叫人不由得跟着她的眼波打转,忍不住也笑脸相迎。宿舍里的老太太们背后叫她妖精,大概是嫌她这双眼睛生得太迷人。

    在我们女人眼中,彭玉莲并非什么美人。她个子生得很矮小,不过善于保养,注重穿着,身材总显得很匀称;胸部的曲线特别突出,这可就引人注目了。她的头髮一向找鼓楼的一家大理髮店修剪吹风,一样的短髮齐耳,但她的总是蓬鬆有致,显得与众不同,女孩子们都管那叫海派头。皮肤黑黑的,鼻子微塌,一张大脸像圆盘,与她矮小的身材不相称;然而一双眼睛却生得又大又亮,且富于表情,顾盼之间,似有种种风情,男人瞧着,不免魂不守舍,女人则又嫉又恨。

    我第一次同她打交道,还是在搬进宿舍以后一个冬天的早上。那天,我俩恰巧同时推着自行车出门,车上都挂了菜篮。她向我道早,我回答了她的招呼后,就一块儿跨上车,往菜场骑去。夜里刚下过雪,天气冷得很。我把自己裹得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外,还罩上毛大衣和风雪帽,浑身臃肿不堪,跨上自行车时颇费了一把劲。可是彭玉莲却只穿着一双上海出品的紫红呢鸭舌便鞋,一袭花绸面的丝棉袄裹在身上,还能露出腰身来,紫红的毛线帽子,配了黑手套,映着满地的白雪,越发豔丽得夺人眼目。

    敢穿得这么色彩鲜明,我心里想,胆子不小呀!

    瞧着鼻孔冒出的气都凝成了雾,我说:“没想到南京的冬天会这么冷!”

    “我从来不喜欢南京,”她直言不讳地说,“冬天冷得要死,夏天又热得叫人不想活了。还是上海的气候好,身体强的人冬天一件厚毛衣也挺得过。”

    听那夸张口气,我猜想她是上海人。上海人总有那么一份莫名其妙的优越感,直到今日,共产党也无法把它改造掉。

    “真是促狭鬼!”她突然骂了起来,脚下狠狠地蹬着自行车的脚踏板。“选下雪的夜来查户口!昨晚也查了妳家吧?”

    “是。”

    想起夜里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接受盘问,等重上床时,手脚被窝一片冰冷的情景,我忍不住打个寒噤。

    “每次查户口都有我家,真他妈的!”

    第一次听到女人用三字经,我吓了一跳,一时难为情地低了头,不敢瞧她。

    要说查户口,我也有一肚子牢骚。普查户口时,家家都查,倒也无话可说;有时却是抽查,一栋宿舍大楼往往只查几家。大家都说:“有问题的人家是每次必查的。”我家便是每次必查。心里儘管不服气,我可是连大气都不敢哼一声。

    “昨天不知为什么又抽查起户口。”我搭讪地说。

    “左不过吃饱没事做罢了。”她说完后冷笑一声。“听我们钟錶厂的人说,就为尼克森马上要来北京,各地都採取保安措施,大概这就保到我们这些人头上来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骑到了菜市场。因为人群杂沓,我们也无心说话,彼此就分手,各自排队买菜去。

    这以后,我特别注意到她还是因为她丈夫冷子宣的缘故。他们夫妇给我一种不相称的感觉。首先,两人的年纪好像差了一大把,彭玉莲虽然跨进了中年,但神情、打扮总像抓着青春的时光不放,不像她丈夫暮气沉沉。冷子宣据说五十岁还不到,头髮已半白了,两穴光秃秃,前额宽得像平原,一脸的褶纹不亚于刚犁过的田畦。他尤其近视得厉害,虽然架了近视眼镜,注视事物时,还得耷拉了头,弄得弓背哈腰似的。同他太太相反,他脸上难得见到笑容,沉默寡言的,同我们这些邻居都不打招呼。看他这一脸呆滞失神的表情,我总怀疑他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扣在心头。有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在窗口瞥见他背靠着自家的大门,呆呆瞧着天空,嘴巴半张着,整个人像块化石一般。一直到他女儿出来喊他吃饭,一再地拽他的衣角,他才像梦中醒来似地,眼光落下地来。进门时,他还伸出手扯拉着眼镜角,惶惑地瞪女儿一眼。

    这简直是个老头子嘛!我当时忍不住替彭玉莲叹口气。

    不过,我刚搬进宿舍的头一年里,却也没见过冷子宣几回,原因是他长年在外面劳动。

    记得刚搬进宿舍那天,我的系党委书记特地跑来向我介绍邻居的政治面貌,也提到冷子宣,一再说他是老右派。以后,偶尔也听到同事们喊他“老运动员”,因为几次政治运动都搞到他头上。他不但在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关了一年多,连最近的一打三反运动也出了纰漏。后一场祸更是闯得莫名其妙。不知是哪个教员在一张废纸上写了“中国共产党”几个字,这冷子宣却在它们下面添了“的狗”两个字。纸团偏被人从废纸篓捡了出来交上去,于是新帐加旧帐,翻了一番,免不了总是劳动改造。这样,一个副教授便成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常委”,经年不着家门了。

    我真正对彭玉莲感兴趣还是一九七二年夏天的事。有一个晚上,系里的周敏来找我,要我去居民委员会开会。周敏不但与我同事,也与我住同一栋宿舍。我喜欢她性情温厚,彼此常有往来。

    “又开什么会呀,小周?”我问她。“还搞计划生育,我可不去啦,已经开了多少次会,填了几回表了!”

    “不是,不是,”周敏说着,吃吃笑起来。“这回是潘金莲的事。”

    “潘金莲?”

    “就是妳的贵邻彭玉莲呀!”

    她指指我的卧房窗户,接着连连催我:“走吧,到居委会妳就知道了。”

    居委会就设在另一栋楼的常木匠家。常太太不做事,一直就当主任委员,每次妇女一开会,就把常木匠揈出去。这一晚,我们到达时,屋里已坐满妇女。我放眼一瞧,冷家的左邻右舍全到齐了,居民委员全出席,连老态龙锺的郭奶奶、施奶奶也来了,正七嘴八舌,说得好不热闹。我和周敏找了个床角坐下来。细听了一阵,我才明白,是商量着怎么监视彭玉莲,大家怀疑她有外遇了。

    “这……到底有证据没有?”我侧过头,问旁边的周敏。

    “证据?”

    坐在我前面的施奶奶想是听见了,转过头来,颇为诧异地冲着我说开了:“有的是证据!都被人瞧见几回了。有一回还是我亲眼见的呢!一大早一个男的从她家后门溜出来……呸,什么好东西!还有一次是是三更半夜,有人瞧见有个黑影推门进去,鬼鬼崇祟的,能有正经事吗?真够不要脸了,也不想想女儿都十岁了!”

    怪不得施奶奶骂人,这老太太年轻就守寡了,一手抚养大两个儿子,一个参军,一个入了党,她在我们宿舍里也算得上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眼睛里自然看不得一点邪。

    “是不要脸!”七十高龄的郭奶奶也骂开了,“男人在下面劳动,她这里放胆偷汉子!怎么能带好自己的女儿?我每瞧见她那妖怪打扮就作呕!”

    “可不,”周敏也加进来批评,“这奇装异服被群众批判几次了,真是屡教不改!”

    “不但不改,还嚣张得很呢!”施奶奶兴致勃勃地接下去说。“记得去年夏天吧?她穿一件粉红的绸衬衫,衫子既薄又透明,她又把个奶子绷得高高的,走起路来一摇一颠的,在大院子里招摇过市。阎奶奶说了她两句,反而被她抢白了一顿,说什么:‘妳想要大奶子叫男人多咬几口就得了!’妳听!当场把个阎奶奶臊得满脸通红,几乎哭着回去!”

    “常主任不是也去批评过她的服装吗?”彭玉莲右边的邻居乘机出来揭发了,“她当面不敢顶撞,等主任后脚一跨出去,她就在屋里嚷起来了:男人还没有死,先要我作寡妇打扮呀!”

    常主任一听,气呼呼地说:“再不整整她,我们宿舍的风气都要败坏乾净了!年轻姑娘要是跟她学,不就糟了?”

    说完,主任拍拍手掌,集中了大家的注意力后,会就开始。

    “文老师,”——没想到主任第一个找到我头上来——“妳住她对门,看到什么破绽没有?”

    “破绽?没有注意……”

    因为出乎意料,又当着大庭广众,我竟口齿不灵起来。

    “今天请妳来,就是一起商量怎么捉她一回,”主任说。“妳的窗口正好对着她的大门和窗口,里面有什么动静,听得见,又看得清楚,前门这一关就靠妳了。”

    我不敢答应,推辞又不是,正在左右为难,周敏用指头戳戳我的背,我只好硬着头皮承应下来。

    “好了!”主任提高了声音,满意地环视着大家。“前面这一关解决了,后面就由施奶奶等几家把守。现在接下去商量具体的步骤吧。”

    “我说呀,”郭奶奶虽然年纪一大把,但开会总是踊跃发言,“一发现有男人进去,我们得到院里保卫科找人来抄她家,当场捉她一回,开个批斗大会狠狠斗她才好!”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赞成。突然周敏说:“她要是硬不开门呢?”

    “对呀,”主任也踌躇了,“得找个藉口进去才行。”

    “查户口!”不知是谁先叫了出来。

    “好呀!”好几个人拍手附和。

    “说查户口,哪个敢不开门?”

    于是定下了步骤,谁家发现有男人进去彭玉莲家,得立刻报告居民委员会。居委会接着布置前后门的钉梢,然后打电话找学校里的保卫科,纠集人来捉姦。

    本来会到此也就完了,然而彭玉莲是个热门人物,一提起便放不下,个个似乎忘却了一天的疲劳,唯恐漏了任何新闻,莫不拉长了脖子,歪着脑袋听。我本来对彭玉莲的事就不太清楚,现在突然被派了个钉梢的任务,自然想了解一下被钉的对象,也就从头到尾,吞进了所有的闲话。

    原来这还不是彭玉莲第一次失足。

    早在一九六三年四清运动时,冷子宣随工作队到射阳县三同——与公社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他系里的党支部书记马遂便藉口关怀教工家属,来接近彭玉莲,不时问寒问暖地献起殷勤。这马遂生得小白脸一张,两片嘴又会说,彭玉莲禁不住引诱,便被他搞上了手。

    那时,邻居全都看在眼里,但马遂是党支书呀,谁敢哼声?起先还是乘空来幽会,厮缠一回儿也就走。后来便明目张胆了,有时马遂的老婆出差,他乾脆夜夜宿在冷家。这事不但我们宿舍里的人都知道,连他老婆也风闻了,却装聋作哑。大家虽气愤,到底不忍心透露给冷子宣。

    这马遂在彭玉莲之后,又搞上了学校里一个锅炉工的老婆。事情作得不密,叫人家丈夫发现,闹了开来,不得已写了检讨,校党委书记亲自施加压力,才勉强把丑事遮盖下去。正好,“文化大革命”起来了,那锅炉工起来造反,他老婆亲自上台揭发,造反派就勒令马遂坦白交代。等坦白书一交出来,群众都譁然了。原来连彭玉莲在内,马遂前后勾引了五个本校的女教工,手段、情节都恶劣透顶。

    那一阵子,批判马遂的大字报满天飞,从校门口一直贴到食堂里,观众络绎不绝。冷子宣直到那时候才知道老婆的丑事,据说才几天功夫头髮就白了一半,走路都蹒跚了,整个人老了十年似的。很长一段时间,他对谁都不讲话,像个白癡。有些人还替他捏了一把汗,怕他寻短见。

    “这丑事抖了出来,夫妇不吵死啦?”我问周敏。

    周敏笑了。她说:“怪就怪在这里。施奶奶住在她们家后门的斜对过,也十年多了,据说从不曾听见他俩吵过嘴!”

    “真的?”我也感到纳闷。“不过,既然闹得满城风雨,彭玉莲也要写检讨啦?”

    “检讨?”施奶奶又回过头来插嘴了,“快别提她的检讨啦!我们找她谈了多少话,几乎说破了嘴,好不容易才挤出她一张检讨书来。我是不识字,没有看,她们看的人都不满意。你猜怎么着?不老实得很呢!硬给自己叫屈,说什么跟马遂来往是为了找机会给冷子宣摘掉右派的帽子呀,发生关係是不得已的呀,又说什么怕声张开来对丈夫不利呀——她还梦想人家给她树牌坊哪!”

    正说着,常木匠推门进来。大家一看钟,已经过了十点,赶紧收住话头,都起身散了。

    有一天,我下班后步行到幼稚园,接了小孩子回家。刚转出小巷口,迎面碰见彭玉莲骑车过来,车把上的尼龙网兜了一只芦花母鸡。她见了我们,立刻煞住了车,跳了下来同我打招呼。

    “今天怎么没骑车呀,文老师?”她笑瞇瞇地问。

    “同事借走了。”我也含笑回答。

    我瞧她满面春风,一副心安理得的神气,大眼睛黑得发亮,就是那黑皮肤,衬着雪白的牙齿,也带着几分俏。

    这天,她穿了一件的确凉衬衫,外面罩了一件金黄色的细绒毛衣;一条蓝布裤子穿在她身上,不像别人显得肥大臃肿,而是轻巧俐落,尺寸恰到好处。这一身衣着颜色配得鲜亮,连穿法也与众不同。在南京,毛衣一向穿在外套里面,不敢露出来的——听说只有上海的年轻女工才敢把毛衣穿在外面,也常沿路受到注目礼呢。这彭玉莲敢这么穿着,在高等学府的宿舍里招摇过市,难怪被认为眼中钉。

    孩子看见了鸡,早张大了眼睛瞧着,这时突然指手画脚地喊起来:“妈妈,鸡!鸡!”

    我正为无话可说而发窘,听到孩子叫,就顺口说:“哪儿弄到这么一只大母鸡呀?”

    “燕子矶的社员捎到我们厂的附近来卖的。”说着她又是咧嘴一笑。“三块半一只,贵是贵,鸡可是好鸡。我的原则是买得到就吃,存到肚子里保险,不像人家把钱存在银行里。”

    说完,她自得地笑起来。看见孩子目不转睛地瞪着鸡,她弯下腰来问他:“你叫晶晶吧?喜不喜欢吃鸡?”

    孩子立刻来拉我的衣角了。“妈妈,我要吃鸡!”

    我还来不及说话,彭玉莲已经转过脸来,很认真地问我:“妳要吗?这就让给妳,我常常买到鸡的。”

    “不要,不要。”我急忙推辞。

    “要不,我下次替妳捎一只好不好?”她说话那表情丝毫不像是客套。

    这反而叫我急得发慌,怎好沾这名女人的光?又是摇头,又是摇手,我一叠声地说:“不要!不要!我……不喜欢吃鸡。”

    “是——吗?”

    迟疑地,她凝视了我一眼,笑容逐渐收歛,脸色顿时暗了下来。我只好避开了她的眼光,隐隐感到两颊发热。

    “那就算了,”她说,语调听得出来有些不自然。“再见吧,我先走了。”

    看着她轻飘飘地飞驰而去,我如释重负地吁了一口气。

    “小文!”

    我回头一看,周敏不知何时从后面走过来。

    “什么事跟潘金莲搅在一起呀?”

    我把路上相遇及让鸡的一节讲给她听。“这个人也还爽快俐落。”

    周敏点点头。突然,她低低地对我说:“妳不知道,她以前还是模範工人呢!”

    “模範工人?”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点不假!”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不禁微笑起来。当下,她拉了孩子的手,三个人慢慢走向宿舍。

    “彭玉莲除了爱打扮,偷汉子,别的也没什么毛病。要讲出身,父亲是上海闵行的菜农,属于响噹噹的红五类份子。她很早就是共青团员,本来也快入党了,就为了同马遂有关係,才被开除了团籍。”

    “这处分也不轻了。”我说。

    “这还是我们学校的造反派再三催促,南京钟錶厂不得已才採取的行动呢。他们起先藉口说:既然是受诱成姦,责任在男方,不在女方。”

    “这次这个男的可知道是谁吗?”

    周敏摇头。“据施奶奶说,不是我们附近的人,多半是他们钟錶厂的人。”

    “如果捉到了,钟錶厂可该没话可说了!”

    周敏扬了扬眉,微笑地说:“也很难说。南京钟錶厂的紫金山錶现在供不应求,他们抓产量都还来不及,哪顾得上这个?何况男女关係的问题在工厂里是司空见惯了,比不得政治问题可以无限加码,左不过是生活腐化而已,顶多写张检讨罢了。那马遂的情节多恶劣!民愤多大!大家都要求从严处分。院里只好报上省里,请求降级减薪,结果被省里驳了下来。”

    “为什么驳了下来?”

    我又一次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省里说,虽然影响很坏,但不属于强姦,几个教员、工人都是心甘情愿嘛!还是属于生活作风问题,那就加强加强教育吧。学校当然很为难,不好向大家交代,后来几经交涉,省里才把马遂调到另一个大学去。”

    “真是没得……”我沉吟了一下,还是把“是非”两字强嚥下喉去,只淡淡地说:“难怪彭玉莲一犯再犯。”

    说着彭玉莲,忽然想起她丈夫的模样,总觉得格格不入的。我说:“小周,妳不觉得彭玉莲和冷子宣有些不配吗?女的还生气勃勃,男的已经老朽了似的。”

    “冷子宣这几年是老得快。”周敏也有同感,只是话里带着惋惜的语气。“说来妳可能又不相信啦,从前可是彭玉莲追求冷子宣的呢!”

    “啊?”

    我叫了起来。

    “有这回事?”

    周敏看我吃惊的样子,得意地笑了,但马上就郑重其事地向我说:“妳不知道,反右以前的冷子宣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呢!他是五六年提升为副教授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正好那年被分配到学校来教书。那时,老婆刚死了一年,冷子宣本来不打算再结婚的,偏无意中在一个同事家邂逅了彭玉莲。女的一见就倾心了,主动找他到玄武湖划船。冷子宣很快就掉下水,一下子打得火热的,三个月后就结婚了!”

    “这么快?”我听得将信将疑的。

    “咳!那时候的冷子宣自然神气不同,潇洒得很呢!妳想,三十岁出头就当了副教授,胸脯挺得高高的,走路都有派头——还有人专门学他走路的样子呢!他是我们南京大学——那时候还叫金陵大学——的高材生,出了名的才子,赋诗填词,样样都出人头地。就是太自命不凡,也太天真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一阵子,他真相信了号召,跑出来大放了一通,攻击共产党和政府的文教措施,结果是我们学校第一个戴上右派的帽子。”

    “真是——”我想说“典型的书呆子”,又不忍心,只好长长叹了一口气。

    “有个时候,他们系里也有意给他摘掉这顶帽子。偏偏这个时候,他们组长发现了他填的一首<沁园春>,和毛主席一样题目也叫<雪>,只是大反其调,满纸肃杀之气。人家认为他这是成心唱对台戏,恶毒讽刺毛泽东,自然罪该万死了。这右派帽子不但摘不掉,只怕要戴进火葬场了!”

    “妳看过这首词没有?”我好奇地问。

    周敏摇摇头。

    “冷子宣骨头也真硬,检讨书写了几回,就是一口咬定写实写景,死不承认是讽刺。有人要求公布全首词,但系里领导认为不宜扩大影响,连检讨书在一起,一概不公开。就这样,整个系热烘烘地批讨了一番,一般人却不知道这棵毒草的内容!”

    这时候,我们已经进了宿舍大门。也许顾虑耳目众多,周敏不再说什么,彼此道了再见也就分手回家。

    有一天夜里,我梦中恍惚听到打门的声音。醒来后侧耳细听,果然是有人在敲打冷家的门。我想,这彭玉莲也睡得真死,我都被敲醒了,她竟没有动静。接着便传来一个男子不耐烦的喊声:“开门!查户口!”

    又是查户口!我一听便厌烦起来,知道这下半夜是再也睡不成了。我一向有些神经衰弱,睡眠很差,夜里如果醒来,就难再阖眼。我家既然是必查户,我想,乾脆起来等他们吧,省得临时慌张,把孩子也搅醒了。

    于是我扭亮了灯,爬起来穿上了衣服,把户口本找出来,然后坐在窗口的书桌前等候。这时,壁上的挂钟朗朗敲打开来。十二点整,正是典型的查户口时间。我拉开了一角窗帘,朝外张了一眼。外面一团漆黑,只有冷家的灯火是亮的,大门半张着,窗口有人影晃动,只是隔着窗帘,也看不清楚。我随即放下了帘子,回身拿了一本书,在灯下随意翻看。

    果然,一杯茶不到的功夫,我家的门便有人来敲打。我从容不迫地走去,拉开了门,随手就把户口本子递给第一个跨进门的人。

    “哎呀,对不起啦,我们不是来查户口的。”

    第一个进来的竟是居民委员会的常主任,她说话时脸上难得地带着几分道歉的神色。

    一听不是来查户口,我反而不安起来。再看看那陆续跨进门的,两个男的是学校保卫科的,另一个女的有些面熟,大概是本校员工的家属。

    “是这样,”还是常主任说话,“我们怀疑彭玉莲不老实,晚上有人看见一个男的溜进她家,一直没有出来过。刚刚我们藉查户口撞门进去,只是没搜到人。那彭玉莲一脸通红,硬是做贼心虚的样子。只是她没犯法,我们也不能翻箱倒柜地抄查,只怕人被她藏起来了也说不定。现在特地来打声招呼,请妳留意一下,看到什么动静,千万告诉我们居委会一声。”

    我只好满口答应下来。主任又嘱咐了几句后,四个人才离开。

    我除非吃饱饭没事干才管这闲事!心里恨恨地想着,我立即脱了衣服,熄了灯,又躺上床去。

    果然不出所料,经过这一折腾,我睡意全消了,躺在床上,只是翻来覆去,就像是喝了多少浓茶似的,精神越来越好。该死的彭玉莲!久久睡不成觉,我不禁暗骂起来。她闯了祸,却弄得邻居为她失眠!继而一想,她几乎当众出了丑,也够险的了,似乎又为她庆幸起来。只是这男人是谁呢?我就住在她家对面,竟从来不曾注意到有什么面生的男人进出她家。我想,这大宿舍里,密密麻麻的多少户人家住着,人多自然嘴杂,说不定哪个好事的随口乱说,结果人云亦云,弄出了一场无谓的骚扰。

    胡思乱想了一阵,也不知是什么时刻了,只见窗户微微现出曙色,窗户的轮廓也逐渐明朗起来。既然没有丝毫的睡意,我决定爬起来烧茶喝,写日记自娱。

    穿好衣服后,我拉开了一角窗帘,随意往外瞧瞧。谁知道一瞧,倒把我吓得倒抽了一口冷气。只见那冷家的门悄无声息地向里斜开出一道缝,一个人头探了出来,左右张了一眼后,悄无声息地闪出身子,垂着脑袋,帽沿拉得低低的,轻踏着步子,朝宿舍的后门方向走去。匆促之间,我没看清他的脸,但无疑是个男子,怎么也不会看差的。再看冷家的门,早已阖上了,屋里没有亮灯,窗帘也低垂。不,下面的一角被拉开了,一张脸突然贴上了玻璃。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慌得缩回头,忙不迭地放下帘角。

    好长一段时间,我呆呆地站在窗边,两只脚棉软软的,两只手紧紧揣在一道,盖住胸口,极力想把扑通乱跳的心镇压下来。如果我这辈子再见不到彭玉莲,我也忘不了她那双睁得滚圆的眼睛。是惊慌?羞愧?还是叛逆?我无法知晓。

    一天不到的时间里,彭玉莲的事就传遍了学校和宿舍。事情也真凑巧,那天周敏一大早起身,就看见一个帽子戴得低低的男子慌张地走向宿舍后门,用钥匙开了门出去。常主任早上来打听消息,她就如实彙报了。周敏并没有看见他从哪家出来,但大家一口咬定那就是彭玉莲偷的汉子无疑。据说夜里查户口时,居委会主任曾见桌上有一把钥匙,估计是彭玉莲把人藏在房里唯一的一只大衣柜里,但慌乱中来不及藏钥匙,因而丢在桌上的。常主任想通后,连连顿脚,大叫“可惜呀!可惜!”但后悔也无用,没有拿到人证,自然奈何彭玉莲不得。她照样骑着自行车,在宿舍里来去自由,就像没事人一般。

    这件事免不了也传到苏北的五七农场,估计冷子宣也略有耳闻了。在新年前几天,农场放假。冷子宣要回南京的前夕,他的组长找他谈话,把事情告诉了他,并说由于彭玉莲是一犯再犯,如果冷子宣想离婚的话,学校愿意考虑他的要求。谁知冷子宣竟毫无表情,只说:“如果彭玉莲要离婚,我随时答应,我自己绝不提出。”

    这话一传出来,人家又议论纷纷了。有人啧啧称奇,称讚他“宽宏大量”;有人骂他是孬种,抱着“破鞋”不放;又有人幸灾乐祸地预言,夫妇一见面,冷子宣不把她打个半死才怪!

    然而冷子宣到家那天,彭玉莲满面春风地拎了一只老母鸡回家,拔鸡毛时嘴里还哼着曲子。邻居们竖长了耳朵听,可是到天亮也没听见一句吵嘴的声音。接着,学校通知冷子宣开语文课,他就没再去劳动。这一来,我便常常看见他了,有时候在校园里踽踽独行,有时候在宿舍里凭窗对着天空出神,一呆就是半天。早晚上下班时,我也常碰见彭玉莲。她仍是笑瞇瞇地向我招呼,只是再也不肯停下来同我搭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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