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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皇上也是冤大头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

    【糊弄皇上的故事】

    明朝也流传着一些官场笑话,《万曆野获编.补遗》中就记载了有关钱能的两条。

    钱能是成化、弘治年间(一四六五—一五○五年)的着名太监,奉成化皇帝之命镇守云南。镇守太监这个岗位是明初的洪熙皇帝设立的。皇上不放心下边的官员,就派那些经常在自己身边工作的太监下去盯着。应该承认,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明朝的官员经常糊弄皇上,皇上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譬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掏钱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上。所以,派遣家奴们下去替皇上盯着,这已经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式博弈的第三回合了。皇上被逼无奈,到此亮出了最后的武器。试想,再不派他还能派谁?而且仔细想来,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设身处地替皇上想想,我们不能不敬佩皇上选贤任能的良苦用心。

    问题在于,钱能之类的最后预备队也乐意被收买。更要命的是,镇守太监们权力极大,有合法伤害众人的能力,下边便不敢不来收买。

    当时云南有个富翁,不幸长了癞。富翁的儿子偏偏又是一位有名的孝子,很为父亲的病痛担心。于是钱能把这位孝子召来,宣布说:你父亲长的癞是传染性的,要是传染给军队就糟了。再说他又老了。现在,经研究决定,要把他沉入滇池。孝子吓坏了,立刻就想到了收买。他费了许多心思,掏了一大笔钱,反覆求情,最后总算取得了领导的谅解,撤消了这个决定。

    当时云南还有个姓王的人,靠倒卖槟榔发了财,当地人都叫他槟榔王。钱能听说了,便把这位姓王的抓了起来,道:“你是个老百姓,竟敢惑众,僭越称王!”书上没有仔细描绘这位槟榔王的反应,但我敢肯定,无论是什么季节,他听到这个罪名之后一定汗如雨下。擅自称王就是向皇上宣战。谁抓住这个王,谁的功劳就大得足够封侯了。槟榔王深知这个罪名的厉害,他不惜一切代价消灾免祸,史书上说他“尽出其所有”,才算逃过了这一劫。

    《万曆野获编》的作者说,钱能的贪虐,古来无有。后来,在镇守云南的官员中,贪求无厌的人也不少,但是听说钱能做的这两件事,没有不失笑的。《万曆野获编.补遗》完成于万曆四十七年(一六一八年),作者沈德符是浙江嘉兴人,与钱能的精采演出相隔一百五十余年,相距约两千公里。可见此事流传之久远。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没有流民,老百姓安居乐业,闯王恐怕只能当个小团伙的头头。甚至闯王李自成本人也不会去闯,他没有土地,又被驿站(邮电局兼招待所)裁员下岗,走投无路才加入了老闯王的团伙。钱能啃净了槟榔王,其作用正是製造李闯王。本来那位槟榔王可以给众多农民和小商贩带来生意,现在其中一些人却要失业甚至成为流民,从这个角度看,钱能啃的是皇上的命根子。考虑到本来还会有很多人愿意学习槟榔王,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和就业机会,而槟榔王等人的遭遇却将他们吓了回去,钱能的影响就更显得要命了。

    性质如此要命,并且影响久远的一个祸害,皇上又是怎么对付的呢?

    皇上依靠耳目了解情况,御史和镇守太监都是皇上的制度性耳目,他们之间也有互相监督的义务。成化六年(一四七○年),巡按云南的御史郭瑞①给皇上写报告,专门彙报了镇守太监钱能的情况。郭瑞说:“钱能刚强果敢,大有作为,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如今钱能生了病,恐怕要召还京师休养。乞求皇上圣恩,怜悯云南百姓,永远令他镇守云南。”皇上回答说,知道了。

    耳目把皇上糊弄了。《万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咬牙切齿地说:“钱能这个大恶棍,为天下人所痛恨,而郭瑞竟以监察官员的身分上奏保他,就是把郭瑞一寸一寸地剁了,也不足以弥补他的罪过。”但这只是气话。郭瑞们乎并没有出什么事,没人去追究他。矇骗皇上又怎么样?蒙了还不就是蒙了。由此看来,皇上是个容易糊弄的冤大头。

    钱能糊弄皇上连连得手,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他开始打交阯(即越南)和云南少数民族的主意。这在任何朝代都是一个危险而敏感的领域,事关边疆的稳定,动静很大,而且外族又不在你的治下,出了问题就不容易压住。果然,钱能派出的亲信惹出了麻烦。朝廷担心了,就派着名的清官,右都御史(监察部常务副部长)王恕去云南调查。王恕为人刚正清严,数年后国内将传开两句民谣:“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两京指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每一京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大部,这是明朝全套高干班子。可见王恕声望之隆。

    王恕很快就查清了钱能的问题,向皇上奏了一本。其中最有份量的几句话是:“当年在越南问题上,就因为镇守太监选错了人,以致一方陷落。今日之事比当年还要严重。为了安定边疆,陛下还吝惜一个钱能么?”王恕的这笔利害关係帐替皇上算得很透彻,钱能害怕了。他立即託自己在皇上身边的太监哥们儿活动,将王恕召回。王恕很快被调任南京监察部当领导,钱能之围立解,一点事也没有了。

    不仅没事,钱能还继续走运,先回北京跟皇上说了些王恕的坏话,撺掇皇上派了他一个苦差事。钱能自己则当上了南京守备,镇守南京军区。以职务而论,南京守备比镇守太监更显赫。南京是大城市,又是留都,生活条件比云南强多了。大名鼎鼎的太监郑和,当年下西洋回来,也就当了个南京守备②。

    这个故事就好比家奴糊弄财主。家奴天天偷吃主人的鸡鸭猪狗,主人还给他加工资发奖金。家奴把主人的田地宅院偷偷卖了,主人还提拔他当管家。有人路见不平,揭发了家奴,主人不但不惩罚家奴,反而打了揭发者一巴掌。这样的主人,不是冤大头又是什么?

    以上说的皇上是成化皇上朱见深。这位皇上身材粗壮,说话有些结巴,反应也有些迟钝,但是心眼并不坏。奈何在去世前的十多年里,三十多岁的皇上迷上了春药和房中术,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受到一个善于影响他的贵妃及其亲信太监汪直的控制。辅佐这位皇上的大臣也不得力,当时京城内外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说,可见那几位总理副总理和政府部长尸位素餐、混事糊弄的德行。这样的皇上不说也罢。

    成化皇上的儿子弘治皇上,则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皇上。他身材瘦弱,据说长着明亮的眼睛和稀疏飘逸的鬍鬚。这位年轻人满怀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对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感兴趣,而且努力按照圣人的教导严格要求自己。可惜十七岁即位,三十五岁就去世,只当了十八年皇上。在这样一位好皇帝的治下,钱能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一四八七年九月十七日,弘治皇上登基。第二年年底,户部员外郎(财政部副司长)周时从上疏,请求依法惩办先朝遗奸汪直、钱能等辈,同时考核两京和各地的镇守太监。面对共同威胁,宦官集团迅速反击。他们仔细研究周时从的奏书,挑出了一个书写格式方面的错误。本来,在提到皇上、祖宗、社稷、宗社之类尊贵词的时候,一定要另起一行,越出格外,顶着天书写,就好像文革中报纸上引用最高指示一定要用黑体字印刷一样。而周时从奏中的宗社就没有越格。这不是蔑视宗社吗?于是将周时从逮捕,交司法部门处治。钱能又平安无事了③。

    钱能最终也没出什么事。《明史》上说完他的经历,最后交代了一句“久之卒”。似乎得了善终。《万曆野获编》说他在弘治末年老死京师,弘治的儿子正德皇上登基,又赐葬最胜寺,哀荣也不算差了。不是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么?不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钱能怎么就一漏再漏,作恶多端仍有善报呢?沈德符说,这使人们怀疑,究竟还有没有天道。

    当时的人们显然不肯接受这种现实,就编了一个故事,说钱能的养子钱宁负责掌管他的钥匙,为了得到他的遗产,在他生病的时候下了毒药,把钱能毒死了。沈德符说,如果是这样,钱能也就不算漏网了。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故事编得显然不合情理。除了钱宁这么一个养子,钱能在中国再不认得别的亲戚,遗产不给他又给谁?连钥匙都掌握在手里了,又无须亲自端屎端尿,何必给一个垂死的老人下毒呢?顺便交代一句,钱宁确实不是好鸟。后来他当了正德皇上的乾儿子,皇上赐他姓朱,他的名片上就写着:“皇庶子朱宁”。朱宁掌管特务机构,在政界的实际地位排在最前边的三五位里,比养父还有出息。

    【资讯关卡与资讯战】

    钱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混过关,并不是什么个别例外。即使励精图治的弘治皇帝,也经常被人糊弄得一塌糊涂。

    弘治十七年(一五○四年)六月的一天,弘治皇上召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刘大夏。当时皇上三十四岁,已经登基十七年;刘大夏年近七十进士出身,但工农兵和财政监察都管过,中央地方都干过,可谓阅历丰富。皇上召见刘大夏,是为了追问一句话。

    起初,皇上任命刘大夏当兵部尚书,刘大夏说身体不好,推辞了多次。但皇上坚持让他干,刘大夏只得上任。见到刘大夏,皇上诚恳地问道:“朕好几次任用你,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大夏回答得也很诚恳,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皇上听了,默然无语。

    刘大夏对形势的判断,使皇上深感震动。现在,皇上特地将刘大夏召到便殿,追问道:“你以前说过一句话,说天下民穷财尽。可是祖宗开国以来,徵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徵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皇上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皇上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皇上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④。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上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问题在于,他治下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见不得人的潜规则支配运行的。钱能敲诈并走运的个案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大规模民困军穷的现实也表明,这种规则已经通行天下。而皇上对这类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潜规则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

    我得声明一句:在皇上身边工作的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着名的清官王恕当了一段吏部尚书(中组部长),选拔推荐了一大批刘大夏这样正直能干的人,史书上说:“一时正人充布列位。”这在明朝要算相当难得的一段好时光。那么,皇上怎么会被糊弄到不了解基本状况的程度呢?他身边的好干部对情况又了解多少?

    也是在弘治十七年,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近似中宣部和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李东阳奉命去山东曲阜祭孔。一路上他看到了许多出乎意料的现象,感慨良多。回到北京后,李东阳给皇上写了份彙报,描述了亲眼见到的形势,分析几条原因。李东阳是当时的大笔桿子,这份上疏又写得直言不讳,一时广为传诵。

    李东阳的上疏大意如下: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縴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有菜色。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之饑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臣如果不是亲自经过这些地方,儘管在政府部门工作已久,每天还接触文件彙报和各种材料,仍然不能了解详细情况,更何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了。

    “臣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大家都说现在吃闲饭的太多,政府开支没有章法,差役频繁,税费重叠。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奉命施工的士兵被搾得力尽钱光。到了部队演习操练的时候,宁死也不肯去。而那些权势人家,豪门巨族,土地已经多得跨越郡县了,还在那里不断请求皇上的赏赐。亲王到自己的封地去,供养竟要二三十万两银子。那些游手好闲之徒,託名为皇亲国戚的僕从,经常在渡口关卡都市的市场上徵收商税。国家建都于北方,粮食等供应依赖东南,现在商人都被吓跑了,这绝对不是小问题。更有那些织造内官,放纵众小人搜刮敲诈,运河沿线负责政府税收的官吏也被吓跑了。小商贩和贫穷百姓被搅得骚动不安,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

    “平民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开始于一点宽容和隐瞒,结果就是完全的蒙蔽。宽容和隐瞒在开端处很小,蒙蔽的结果则祸害很深。

    “臣在山东的时候,听说陛下因为天灾异常,要求大家直言不讳地反映情况。然而,儘管圣旨频频下发,下边上的章疏也充分反映了情况,一旦事情涉及到内廷和贵戚的利益,干什么事都被掣肘,成年累月地拖延,最后都被阻止了,放弃了。我恐怕今天的这些话,还要变成空话。请皇上把从前的建议找出来,仔细研究选择,决断实行。”

    皇上看了,称讚了一回,又感歎了一回,批转给了有关方面。

    在上述事件、情景和当事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一个总结了。

    李东阳说了:“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也不够了解。”这大意是不错的。不过,按照他的说法,老百姓和皇帝之间只隔了两道资讯关卡,即郡县和朝廷。实际上,在充分展开的情况下,老百姓和皇帝之间隔着七道资讯关卡。直接接触老百姓的是衙役,这是第一关;衙役要向书吏彙报,这是第二关;书吏再向州县官员彙报,这是第三关;州县官员向府一级的官员彙报,这是第四关;府级向省级官员彙报,这是第五关;各省向中央各部彙报,这是第六关;中央各部向内阁(皇上的秘书班子)彙报,这是第七关;资讯到达终点站皇上面前的时候,已经是第八站了。这还没有算府、省、中央各部的科、处、局和秘书们。即使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也不能指望资讯经过这许多层的传递仍不失真。

    更何况,资讯在经过各道关卡的时候,必定要经过加工。在无数资讯之中,注意了什么,没注意什么,选择什么,忽略什么,说多说少,说真说假,强调那些方面,隐瞒那些方面,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说得清楚,说不清楚,这都是各级官吏每天面对的选择。

    在权力大小方面,皇上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是在资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资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上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甚至形势大好,你权力大又能怎么样?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领导的脸色说话。说领导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难道有谁能天真地指望钱能向皇上彙报,说我最近成功地完成了两次敲诈勒索么?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当然还有监察官员,包括御史、给事中和钱能那样的宦官。这是一个控制了资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上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说来,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係学”的核心内容。官场关係学问题说来话长,以后再细说。反正,最后的结果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监察系统中说真话的人趋于减少。到了最严重的时期,譬如《万曆野获编.补遗》说到的嘉靖末年,上边的恩宠和下边的贿赂互相促进,上下彼此矇骗,作者竟说,他没听说过向皇上揭发贪官汙吏之类的事情。贪赃枉法者无人揭发,这就意味着监察系统的全面失灵,皇上整个瞎了。

    最终摆到皇上面前的,已经是严重扭曲的情况。在这种小眼筛子里漏出的一点问题,摆到皇上面前之后,也未必能得到断然处理。皇上的亲戚和亲信将拖延和减弱皇上的惩办决定。这也难为普通的皇上们。就连毛泽东主席那样的雄才大略,他的秘书田家英还说他“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还有江青在旁边捣乱。我们怎么好苛求那些在皇宫里长大的年轻人呢?

    总之,都说皇上如何威严了得,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个块头很大却又聋又瞎的人。他不了解情况,被人家糊弄得像个傻冒,好不容易逮住一个侵犯了他家的根基的人,想狠狠揍他一顿,左右又有亲信拉手扯腿,说他认错了人。说不定这人还真是他的亲戚。皇上本来就够孤独无助了,就算有点怀疑自己的亲信,总不能连他们一併收拾了吧?

    【持久战的胜负结局】

    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上,弘治皇帝恰好走在半途。他的处境并非他个人所独有,他只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中的一环。这是一场持续了一代又一代,无休无止,看不见尽头的君臣博弈,是一场一个人对付百人千人的车轮大战。别的朝代不说,在明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征讨杀伐开始,到亡国皇帝崇祯上吊结束,我们到处都能看到这局下不完的棋。

    朱元璋平定中国之前,中国的形势很像是一场四国演义。朱元璋先吞了西边的一个,又惦记着吞东边的张士诚。他派人打听,听说张士诚住在深宫里养尊处优,懒得管事,就发了一通感慨。

    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平定中国之后,朱元璋建立特务网,监督官员,努力维持着处罚贪官汙吏的概率和力度。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处罚,不断地屠杀。但是这局棋似乎总也没个了结。朱元璋说:“我想清除贪官汙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⑤

    在这段话里,我听出了焦躁和疲惫。这种不耐烦的感觉将直接影响对局者的战斗意志。一旦鬆懈下去,失败就要降临了。

    朱元璋是个责任感很强,很有本事的人,也是吃苦耐劳的意志坚强的人。他都不能取得彻底胜利,他的那些在深宫里长大的后代能超过祖宗么?

    两个世纪之后,一六四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自成兵临北京。二十五日午夜刚过,崇祯皇上来到景山的一棵树下,他要把自己吊死在这棵树上。崇祯在自己的衣襟上写了遗书,但他最终怨恨的似乎并不是李自成,而是不断糊弄他的官僚集团。他写道:

    “我自己有不足,德行不够,惹来了上天的怪罪。但这一切,都是由于诸臣误我。我死了没脸见祖宗,自己摘掉皇冠,以头发遮住脸,任凭你们这些贼分裂我的尸体,不要伤害一个百姓⑥。”

    崇祯的怨恨自有道理。他在位十七年,受到了无数惨不忍睹的矇骗糊弄,直到他上吊前的几个月,他的首辅(宰相)周延儒还狠狠地糊弄了他一回,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然后大受奖赏。这场根本就不存在的大捷是周延儒亲自指挥的,就发生在离北京不过几十里地的通县,在皇上的眼皮底下。

    一般而论,皇上和官吏集团是这样过招的:皇上说,你们都要按照我规定的办,听话者升官,不听话者严惩。官员们也表态说,臣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实际上,必定有人利用一些小机会,试探性地违法乱纪一下。结果如何呢?一般来说,什么事都没有。皇上并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威胁中的雷霆之怒并未降临。于是这位佔了便宜的官吏受到了鼓励,寻找机会再来一次。背叛一次,没有反应;再背叛一次,还没有反应。即使你本人没有进行这类试探,也会看到其他人的试探结果。你会得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用不了多久,大家便认清了皇上的真面目。原来皇上是个冤大头。你糊弄了他,佔了他的便宜,捞了他一把,他照样给你发工资,照样给你印把子,照样提拔你升官。

    皇上的这种冤大头特徵,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上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儿为基本特徵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的贪官汙吏,造就大批的钱能,同时降低清官的比重。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如果皇上明察秋毫,天道报应不爽,势必造就大批清官,甚至能把贪官汙吏改造成好人。

    譬如钱能,大家都知道他满肚子坏水。后来他当了南京守备,类似南京军区政委。不幸的是,他的对头,“两京十二部,惟有一王恕”的那个王恕,也去南京当了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正好管着钱能。王恕的才干足够对付钱能,斗争的弦儿想必也绷得很紧。在王恕的威慑之下,钱能表现得极其谨慎,他甚至很佩服王恕,对人说:“王公,天人也。我老实恭敬地给他干活就是了。”⑦由此看来,钱能天良未泯,知道善恶是非,只是缺乏管束,让冤大头惯坏了。如果皇上不是冤大头,钱能未必不是一个“治世之能臣”。

    最后还得做两点修正。

    第一,说皇上是个冤大头,只是泛泛而论。朱元璋杀官如麻,为了一个开空白申报单问题(史称空印案),竟然不问青红皂白,杀掉了数百个在“空白介绍信”上盖章的官员。如此过激的反应,不仅不是冤大头,连“睚眦必报”的形容也显得太弱了。不过,明朝十六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睚眦必报的也就一个半。放宽标準可以算两个半,百分之十几而已。所以,我们说皇上是个冤大头,準确性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第二,我们说皇上是冤大头,是把皇上当成天道的代理人来说的。他作为个人可能非常贪婪、非常苛刻,斤斤计较,甚至带头糊弄天道。对这样甘愿当败家子的皇上,我们也就不好说他是冤大头了。天道才是冤大头呢。

    ——————————

    注释:

    ①《万曆野获编.补遗》卷三“御史阿内侍”作“郭瑞”,《明史》卷三○四作“郭阳”。

    ②参见《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列传。

    ③参见《明通鉴》纪三十六,弘治元年十一月甲申。

    ④参见《明通鉴》纪四十,弘治十七年六月。

    ⑤刘辰《国初事蹟》,转引自吴晗《朱元璋传》第一○八、一九六页。

    ⑥《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二。

    ⑦同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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