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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女性,自己的领悟自己的路

    潘绥铭/文(中国人民大学性学研究所所长)

    自从一八八五年,奥地利医生克拉夫特—埃宾出版了《性的心理病》一书以来,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叫做“性学”的东西,在一九二○年代和一九八○年代中期,又前后两次传入中国(第一次的传入不幸夭折了)。时至二十一世纪之初,如果您常看杂誌常上网的话,一定会发现,五花八门的“性知识”真是铺天盖地。十年前的所谓“禁区”,如今已经是闹市了。

    可是,这些林林总总的“性知识”究竟来自何处呢?每一条“性知识”都极力地标榜自己是出自“权威”之口,至少也是“专家”所言。即或有一些是个人经验的表述,也被认为仅仅是“宣洩”,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知识”。

    尤其是,这些“性知识”虽然总是在不厌其详地传授着,在床上应该对女人做些什么,也包括女人自己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们却很少去探究:说这些话的“权威”与“专家”,自己是不是女人呢?说的是不是自己的事情呢?

    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牵扯到究竟什么是知识与科学,什么样的人才能具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又应该用来做什么。

    在中国“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凡是上过学的人,都一致地认为,这个问题早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知识与科学就是专家说的,只有专家才拥有知识与科学,知识与科学就是用来教育“无知者”的。

    如果我们是在谈论数学或者物理学,那么这话可能并无大错;但是如果我们谈的是“性”,是这个蕴含了个人几乎所有喜怒哀乐的、总是会激荡起内心最深层感受的、常常令人刻骨铭心的、人类生活中最具有情感价值与激情导向的“性”;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提出疑问:我所体验到与领悟到的一切,那些专家们即使知道,真的能够感同身受吗?凭什么他们说的就一定是知识与科学,而我却必须被他们教育?

    这并不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别,而是人与物区别。只要我还被承认为是一个人,那么一切关于我的学问,都必须包括我这个主体的一切体验与感悟。如果非要把我当作一个物体那样来“客观地研究”,那么最多也只能产生“兽医学”。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性别意识缺失的社会里,现实的普遍情况是:谈性则必谈女人,而女人则必不谈性。结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几乎一切关于“女性之性”的“知识与科学”,其实都是“小白鼠的行为”,都是被别人所观察、所定义、所解释的。

    这在生物学上本来是一个不得已的缺憾,现在却被作为“正宗方法”来研究我们这些有自我、能表达的人类个体。结果,我们被迫使着跟着那些“科学结论”转,还被美其名曰“接受性教育”;结果,性的知识霸权与话语霸权就被建立起来,社会性别不平等也就以此渔利。

    只要涉及到人,那么主体的感受就是第一位的,传统的“知识与科学”其实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后现代思潮的灵魂。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们每一个人,究竟应该把什么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又把什么仅仅作为参照系?是别人号称的“知识”,还是自我的“领悟”?说白了,我们为什么而活着?自己的身心,还是别人的教诲?

    中国性文化已经在短短二十年里突变,至少在大城市的较年轻人里,几乎已经面目全非。他们的敌人已经不再是一九八○年代的“性禁锢”,而是日益甚嚣尘上的“性时尚”,是相对自由与缺乏自我同时来临所造成的“对恐惧的恐惧”。

    这又是由于,社会对于“性存在(sexuality)”的主要控制手段,已经从以前的“性压制”变成了“性引导”,就是以大众传媒的“性学轰炸”、“美眉崇拜”与“性技巧迷信”为载体,给刚刚破土而出的自我浇灌迷魂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九八○年代的青年赖以获得自我的歌词“跟着感觉走”,时下变成了讽刺话、贬义语。结果,现在的人很少想过:至少在具体的性生活里,不跟着感觉走,难道真的捧着“性知识手册”去学习“柔软体操”?尤其是女性,如果不跟着感觉走,甚至连感觉都没有,那么,那是性生活还是被强暴?

    好在同是中国人,台湾的何春蕤教授四两拨千斤,于十一年前创办了八位女性自主参与、多元展示的“性心情工作坊”。它不是所谓的“性教育”,也不是经典的“性研究”,而是中国性文化史的突破——女性自己来建构主体所拥有的“性学”。

    好了,还是您自己看下去吧,您会有收穫,而且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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