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柏楊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國愛荷華學講辭，呂嘉行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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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來，我一直寫一本書，叫《醜陋的中國人》。我記國有一本《醜陋的國人》，寫來後，國國務院拿來做為他們行動的參考。日本人寫了一本《醜陋的日本人》，者是駐阿根廷的使，他閣卻被撤職，這概就是東方西方的不同。中國比日本，像又差一級，假定我這本書寫來的話，麻煩各位監獄給我送飯，所我始終沒有寫。但是我一直找個機會，它一個口頭報告，請教於全國各階層朋友。不過一個口頭報告不簡單，在台北，請我講演的人，一聽說講這個題目，就立刻不請我了。所，今是我有生來，一次「醜陋的中國人」講演，我感非常高興，感謝各位給我這個機會。
有一次，台中東海學請我演講，我告訴他們這個題目，我問同學會會長：「會不會有問題？」他說：「怎麼會有問題？」我對他說：「你訓導處打聽一，因為我這個人本來就被當問題人物，又講一個問題題目，那是雙料。」跟訓導處談過後，他打電話台北來說：「問題是沒有的，不過題目是不是改一改？訓導處認為題目難聽。」接著他擬定的一個很長的冠冕堂皇的題目告訴我，他問：「同意不同意？」我說：「當不同意，不過你一定改，就改！」那是我一次講有關「醜陋的中國人」。我對他說：「希望我講的時候做個錄音，後我就它改寫一篇文章。」他慷慨承諾。結果講過後，錄音帶寄來，有開頭的幾句話，後就沒有了聲音。
今年我六十五歲，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給我做了一個生日，我對他們說：「我活了六十五歲，全是艱難的歲月！」我的意思是：不僅僅我個人艱難，是所有的中國人艱難。在座的朋友很年輕，尤其是來台灣的朋友們，數擁有富裕的經濟環境，同你們談「艱難」，你們既不愛聽，不相信，更不瞭解。我所談的艱難，不是個人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超個人外的，超政治層面的整個中國人問題。不僅僅是一個人經歷了患難，不僅僅是我這一代經歷了患難。假使我們對這個患難沒有瞭解，對這個有毒素的文化沒有瞭解，那麼我們的災禍還會再度發生，永遠無盡無期。
在泰國考伊蘭難民營中的難民，百分九十是從越南、柬埔寨、寮國被驅逐來的中國人（我們所講的「中國人」不是國籍的意思，是指血統或文化）。有一位中國文化學華僑研究所的女學生，是派泰國為難民服務的服務團的一員，了那裡幾後，不忍受，哭著回來。說：「那種慘狀我不。」後來我了泰國，發現中國難民的處境使人落淚。比說：中國人不有有財產，且不有商業行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鄰居太太替你縫兩針，你給半碗米為回報，這就是商業行為，後泰國士兵會逼著那位太太全身脫光，走裁判所，問：「你為什麼做這種違法的情？」這是一件很輕微的侮辱，我除了難過憤怒外，有一個感慨——中國人造了什麼孽？為什麼受這種待遇？
前年，我同我太太從巴黎的鐵來，一個賣首飾的攤子，賣主是一個東方面孔的中年婦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一面講，賣主忽中國話向我們解釋，我們覺很親切，問：「你怎麼會講中國話？」說：「我是中國人，從越南逃來的。」他就住在考伊蘭難民營，一面說，一面嗚咽，我安慰：「至少現在還，沒有挨餓。」在告辭轉身時，聽嘆了一口氣：「唉！做一個中國人羞愧！」我對這一聲嘆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紀的南洋群島，就是現在的東南亞，那時還是英國荷蘭的屬，有一個英國駐馬來西亞的專員說：「做十九世紀的中國人是一個災難。」因為他中國人在南洋群島像豬仔一樣，無知無識，生滅，且隨時會受屠殺。我覺，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比十九世紀的中國人，災難更。最使我們痛苦的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的每一個盼望，幾乎全部歸於幻滅。來了一個盼望，為中國會從此來，結果不但使我們失望，反更壞。再來一個盼望，又是一個幻滅，又是一個失望，又是一個更壞。一再，再三。民族固是長遠的，個人的生命卻是有限。人生有幾個的盼望？人生有幾個的理，經破滅？展望前途，底是光明的？還是不光明的？真是一言難盡。四年前，我在紐約講演，講感慨的方，一個人站來說：「你從台灣來，應該告訴我們希望，應該鼓舞我們民，不你卻打擊我們。」一個人當需鼓勵，問題是，鼓勵來後怎麼辦？我從就受鼓勵，五、六歲的時候，人就對我說：「中國的前途就你們這一代了！」我我的責任太，負擔不。後來我告訴我的兒子：「中國的前途就你們這一代了！」現在，兒子又告訴孫子：「中國的前途就你們這一代了！」一代復一代，一代何其？哪一代才夠來？
在中國廣的陸，「反右」後接著又來一個「文化革命」，翻覆，人類有歷史來，還沒有遇過這麼的一場人造浩劫，不僅是生命的損失，最的損失是對人的摧殘，對高貴品德的摧殘。人果離開了人高貴的品德，就跟禽獸毫無區別。十年浩劫，使許人了禽獸。這樣一個民族，品質墮落這種步，怎麼夠站來？
在馬來西亞，華人佔百分三十幾，有次我博物館參觀，裡面有馬來文，有英文，就是沒有華文。這不是說有華文就，沒有華文就不，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個現象一方面說明，馬來人的不夠寬廣，另一方面，說明華人沒有力量，沒有位，沒有受尊重。泰國的華人說：「我們掌握了泰國稻米的命脈。」不己安慰己，一個法令來，你什麼沒有了。
現在，談論最的是香港，任何一個國，的土被外國搶走，是一種羞恥。等收復它的時候，就像失的孩子一樣，回母親的懷抱，雙方非常歡喜。各位知，法國將阿爾薩斯、洛林兩個省割給德國的情，當它們喪失的時候，是麼痛苦，它們回歸的時候，又是麼快樂。是我們的香港，一聽說回歸祖國，立刻嚇魂飛魄散。這是怎麼一回？至於我們在台灣，有些台灣省籍的青年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張台灣獨立。當年，三十年前，當台灣回歸祖國的時候，高興癡狂，真是像一個迷路的孩子，回母親的懷抱一樣。三十年後，為什麼產生了離走的法？賽浦路斯，一邊是土耳其人，一邊是希臘人，根本是兩碼子；言語不一樣，種族不一樣，宗教不一樣，什麼不一樣，土耳其人這樣做。我們，同一個血統，同一個長相，同一個祖先，同一種文化，同一種文字，同一種語言，不過住的域不同已，怎麼會有這種現象？
這種種情，使做為一個中國人，不但艱難，且羞辱、痛苦。就是身在國的中國人，你不曉他是怎麼一回，左、右、中、獨、中偏左、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簡直沒有共同語言。互相對方當殺父仇，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這算是一個什麼樣的國？世界沒有一個國像中國那麼歷史悠久，沒有一個國有我們這樣一脈相傳的文化，且這個文化曾經達高度的文明。現代的希臘人跟從前的希臘人無關，現代的埃及人跟從前的埃及人無關，現代的中國人卻是古中國人的後裔，為什麼這樣一個龐的國，這樣一個龐的民族，落今這種醜陋的步？不但受外國人欺負，更受己人欺負——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負。有時候我在外國公園裡停一，外國孩，他們是那麼快樂，我從內產生羨慕。他們沒有負擔，他們的前途坦蕩，理健康，充滿歡愉。我們台灣的孩子，學校唸書，戴近視眼鏡，為了應付功課的壓力，六親不認。他母親昏倒在，他扶，母親悲愴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幹什麼？你功罷！你功罷！」我太太在教書的時候，偶爾談題外做人的話，學生馬就抗議：「我們不學做人，我們學應付考試。」再陸的一些孩子，從就鬥，就詐欺，就練習賣朋友同志，就滿口謊言，怕的教育，我們靠一代，一代卻是這種樣子。
我在台灣三十年，寫說十年，寫雜文十年，坐牢十年，現在將是寫歷史十年，平均分配。為什麼我不寫說了？我覺寫說比較間接，透過一個形式，一些人物，所我改寫雜文。雜文像匕首一樣，直接插入罪惡的臟。雜文就像一個人坐在司機的旁邊，一直提醒司機，你已經開錯了，應該左轉，應該右轉，應該靠邊走，不應該在雙黃線超車，前面有橋，應該放緩油門，前面有一個十字路口，有紅燈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的叫，叫了後就被關進牢。掌握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