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先生有一次向一個乞丐施捨，朋友告訴他，該乞丐不值施捨，因他品格壞，固聞名莫斯科者。托先生曰：「我不是施捨給他那個人，我是施捨給人。」
嗚呼，我們對一個奄奄一息的乞丐捨施時，不先調查調查他的品格是甲等或是丁等，果是甲等，就掏的一塊錢擲過，果是丁等，就掏的一塊錢重新裝回口袋。蓋這是人問題，不是訓導主任打分數問題。
台北名鴇何秀子女士服毒殺，新聞轟動，遇救後在的寓所招待記者，控訴非管區的警員組長對的騷擾。這一控訴了麻煩，一個嚴重的反應是警察局長，表示非取締不。古時，「為政不罪巨室」，今時，「開妓院不罪警察」。現在三牌的臉撕破，再繼續，前途不卜知。二個嚴重的反應是，有兩位專欄在報提義正詞嚴的攻擊，主的意思是：一個開妓院的竟敢堂堂皇皇的招待記者，什麼話？
關於前者，對一個開妓院的名鴇，一直等臉被抓破後，才咆哮雷，我們除了遺憾外，還有啥說的，一說就說紅包，柏楊先生吃消？那麼，對於後者，就是對於那些學問很，又貌岸，有盤寫方塊文章的袞袞聖崽，不不請他們聽一聽托爾斯泰先生的言論。
何秀子女士當鴇兒是一回，人權又是一回，中國憲法是不是規定妓女不准招待記者？一個妓女受了委屈，是不是不准吟，一吟就「了什麼世界」？有蒙古帝國的征服者才中國人分為四等十級，「南人」最差，難中國人己將妓女劃一個最低階層，不受法律人的保護？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現在政府一再申令警察不刑訊犯人，不管做做不，立腳點固站在這個觀念。一個人犯了法，當應該判罪，但果認為他不是東西，走拳打腳踢，甚至鼻子耳朵割掉，還不准他哼哼，「哼哼啥？你偷了人一百塊錢，還有人格呀？還敢亂叫呀！」這應是吃人的野蠻部落的，不應是現代化中國的。
福祿泰耳先生曰：「儘管我反對你所說的話，但我仍拚命為你爭取說話的由。」一些命為民主的人士，卻他們的筆，封殺一個憐女人的嘴，真使人喪考妣。
——摘《候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