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者張紹遷先生。
⊙文載一九八五年二月六日洛杉磯《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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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亦令先生對柏楊揭國人「髒、亂、吵、窩裡鬥」的諸般瘡疤，非常憤慨，立即指西洋人並非百分百的沒有的那些缺點。
我認為王先生這種說法幾近抬槓，不像在認真討論問題。無疑的，世任何國有人，有壞人。中國當有很愛乾淨的人，國當有很不愛洗澡的嬉皮。但光憑這點，並不證明中國人不髒不亂。王先生請平氣一，至少與國人、日本人相比，我們中國人是否平均來比較髒亂？我一度為國人髒亂完全是貧窮造的，後來方知錯了。在國的華人，平均收入不亞於白人，但一般的白人，的確比我們整潔。
王先生認為柏楊最荒唐處是：「嗓門高當中國人醜陋的佐證」。我認為這點很值討論。一個人或一群朋友在關門來嗓門呼叫，誠無妨，但在公共場合聲說話，便不僅是禮貌教養問題了。蓋妨害他人寧靜。我個人便常邊走邊思考，身邊若有人突聲講話，被嚇一跳不算，思緒馬中斷。我認為在公共場所聲說話與汽車猛按喇叭，唱機開震響，進別人房間不先叩門等等，歸入同一類——那就是將己的由放在他人權益。西洋人訓練孩在公共場所輕聲說話，讓孩子們知別人有不受騷擾的權利。孩子們從便學尊重別人（即使是無權無勢的人），西洋的人權思遂根深柢固。中國人一向缺乏人權思，所始終不實行真正民主。我們若將民主的希望寄託在一代身，就必須先灌輸他們人權思。我認為最簡易的步便是教孩子們公共場所講話輕聲，進別人房前敲門，同進一門時，替後面的人扶住門。人遣孩子做「請」，做完了「謝」，讓孩子們體會權位高的人對權位低的人保持適度的尊重。
柏楊愛中國愛中國人的程度，相信不亞於一般標榜「中華本位」護法衛士。他恨國不強、恨民不富，從國人格找不富不強的根源。為了鞭策，他愛尖刻的、驚怵目的字彙來形容國人種種缺點，使很「聞過則怒」的人，對他痛恨不已。
我的法是：若柏楊舉國人「醜陋」處的確存在，無論他什麼使我們臉紅的字眼，我們不責怪他。若由於他的影響，國人稍有改進，我們更應感謝他。須知發現己的缺點，需智慧；承認缺點，需勇氣；改正缺點，更需決。因此從惡習的窠臼裡爬來，往往是一段艱苦的歷程。不過果我們不更改惡習，那容易了。我們籠籠統統將中國文化形容為「博精深」，根本不承認「醬缸」的存在，再將唱反調份子罵「賤骨頭」，就在精神獲全勝。
王先生厭惡中共政權的情，瞭解，但他不必遷怒左翼文人，更不應該隱隱約約將柏楊歸入左傾文人列。中共在陸取政權，有其政治、社會的客觀因素，不歸咎（或歸功，果你贊共產主義的話）於魯迅、巴金等一批文人。否則三十、四十年代歌頌國民政府的文人很，為什麼一般知識份子不讀那些「歌德」派的文章，偏同魯迅、巴金的品產生共鳴？同樣，柏楊的品在海內外產生共鳴，是由於國人缺點的確存在的客觀因素。遷怒提問題的人，不僅不公，很不智。
我本人很佩服司馬光在史學與文學的就，但對於他的政治智慧，則有很懷疑。他反對一切新的政治措施，認為祖宗立的法絕不改。他最的願望是將中國帶回他所像的烏托邦式的堯舜時代。他完全不瞭解由於智慧的累積與工藝的進展，新生物會不斷產生，唯有創製新方法，才應付社會的新需。宋代的積弱不振，司馬光型的士夫，負很的責任。
王先生不願讀柏楊版的《資治通監》，是他個人由。但他武斷說柏楊一定將《通監》曲解，未免因人廢言。《柏版通監》很忠於史料，柏楊不同意司馬光的，是史觀。王先生批判《柏楊版通監》，先讀它一兩冊，亦不嫌遲。
講武斷，我忍不住批評柏楊先生。前幾年柏楊在蒙特利公園演講，一位聽眾問他對瓊瑤女士品的法。柏老說他從未讀過瓊瑤的品，言頗有不屑意。雖很人說瓊瑤筆缺少創意，不算一流說。但的讀者此，我若處在柏老的位，對的品至少會細讀兩篇，奧妙何在。
王文中有一點本人頗有同感。就是柏楊恢復由身已很久了，不應還老在人前人後提「九年二十六」。柏老的冤獄，我們同時代的人是見證，會永遠記住。不過站在一個柏迷的立場，個人倒的寧願柏老忘卻那些苦難的歲月，使他靈台清明，觀察更客觀，思更進一個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