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為書名，是十七年前我一次做政治犯時在國民黨黑獄中決定的。一九七一年，我被國民黨政府關過兩次，一次十足關了五年八個月；二次十足關了六個月，一共十足關了六年兩個月，再加被在軟禁十四個月，一共是七年四個月。七年四個月中，六年兩個月是在牢裏度過的。我歷經七間牢房，其中有保安處不見日的密封房、有軍法處臭氣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離的平房、有台北守所龍蛇雜處的三二房。——其中住最久，是軍法處的八號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久。八號房不兩坪，扣掉四分一的馬桶、水槽四分一的我破門板架的「書桌」，所餘空間，已經不。一個人整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動，統統在此。不過不人為本位，房間內不乏「生物」，白蟻、蟑螂、壁虎、蜘蛛、蜈蚣。——戶限為穿、來。至於狗彘不若的人，就嘆弗及。八號房的戶限與來，主靠牆與接點的一個洞，長方形，約有30X15公分，每三頓飯，就從洞推進來；喝的水，裝在五公升的塑料桶裏，從洞拖進來；購買日品、借針線、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統統經過洞；甚至外面寄棉被來，檢查後，捲一長捲，從洞一段段塞進。房雖有門，卻是極難一開的。門雖設常關，高高的窗戶倒開啟，是通過窗的鐵欄的窗外，一片灰牆與肅殺，縱在晴的時候，令人有陰霾感。在那種年復一年的陰霾裏，我構幾部說，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於在黑獄裏禁止寫，我粗略的構書中情節，備獄時追寫。一九七六年我獄，在料理劫後餘，開始斷斷續續寫了前幾章。一九七九年我復文壇，在其他寫方面，一寫十二年，書一百二十種，被查禁九十六種，被查扣十一萬七千六百冊。這十二年間，幾乎全部主力，投在其他寫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誤了。十二年中，斷續寫了萬字，始終沒法完。
耽誤的原因其實不全在時間不夠，是我理的一個求全故障。伏爾泰（Voltaire）說過一句話：「最是的敵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正因為我寫「最」，結果連「」躊躇筆了。
國民黨在台灣三十七年久的報禁解除後，我決定創辦《求是報》，一方面跟這個偽政權周旋，打倒它，為它送葬；一方面這種報紙媒體，造時勢，深入人，為中國造前途。我深知報紙一辦，我的時間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將不知何年何月問世了。因此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每寫兩個時，終於在年年底，快速完了它。艾維林渥（Evelyn Waugh）說一部長篇說需六個星期才完稿，我這部書，恰其說。由於它是我史詩式說中的一部，我不打算一部說涵蓋所有的主題，所，它涵蓋的，在四百個子題內，但內容很驚人了。
《北京法源寺》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廟為縱線，抽象的、煙消雲散的歷朝各代的史人物為橫剖，舉凡重的主題：生死、鬼神、僧俗、入、仕隱、朝野、國、君臣、忠、夷夏、中外、強弱、群己、人我、公、情理、常變、留、因果、經濟（經世濟民）等等，在論述列。這種強烈表達思的說，內容豐富是罕見的。
為什麼罕見？因為《北京法源寺》是歷史說。一般歷史說是「替楊貴妃洗澡」、「替西洗腳」等無聊故，《北京法源寺》卻全不此。它寫的重點是丈夫型的人物。這是一部陽剛的品，嚴格說來，書中有一個女人，並且還是個壞女人，其他全是男的思與活動。它寫男的豪俠、男的忠義、男的決絕、男的悲壯。但它並不歧視女人，從光緒的珍妃的哀怨、譚嗣同的閏妻的死別，反映這些，是它的主題不止於男女情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人物，歷史考證做底子，它的精確度，遠在歷史教授們（例張灝寫《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者儼譚嗣同專，但書中一開頭就說譚嗣同活了三十六年，實，譚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來三十六年？）。在做歷史考證後，盡量刪歷史中的偽（例根據王照《航文存》唐才質《戊戌聞見錄》，譚嗣同在獄中，不再寫信給康、梁），存真實。不過，為了配合說的必，在刀口，我留關鍵的疑文獻（例譚嗣同獄中詩，「留肝膽兩崑崙」的，我在《歷史與人像》中早有考證，但這是歷史學的範圍，不是說的範圍，在說中，我另做處理），甚至還有將錯就錯處（例譚嗣同孫子譚訓聰寫《清譚復生先生嗣同年譜》中說「親赴法源寺訪袁」，但照袁世凱《戊戌日記》，他住的是法華寺。但我為了強調法源寺的故，特就年譜將錯就錯處理）。體說來，書中史盡量與歷史符合，歷史外，當有量本著歷史背景來的說情節，但說情節時時與史掛鉤，其精確度，別有奇趣（例書中描寫譚嗣同的日本公使館「那一排方形木窗」，實，是我根據一九○○年的一張日本公使館的照片做藍本寫來的。又整個有關法源寺的現狀，是許祺親在北京為我照相畫圖的；有關袁崇煥墳墓資料，是潘君密託北京版社李榮勝代我找的；有關康有為、譚嗣同故居現狀，是陳兆基親代我查訪的。——）。清朝史學說「中有苦不顯」、「中有調劑人不知」，率類此。
史外，人物是一樣。確有此人、真有其的，無不求其符合。除此外，當有塑造的人物，但盡量求不憑空捏造（例尚普淨，他是三個人的合併化身，就參加兩次革命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言，他是熊十力；就為共產黨獻身做烈士言，他是李釗。我他定名為「李十力」，並在李釗等二十人被絞名額中加一名，就是因此來。又在國公使館中與康有為對話的史迪威，他確是中文又又同情中國的人物，我他提前來中國，跟康有為結了前緣）。這類「苦」與「調劑」，書中亦復不少。
總，寫歷史說，發生「寫實的真」「藝術的真」的問題，兩種真的表達，說理論頭頭是。《北京法源寺》在說理論，有些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方，它不重視過的說理論，不重視現代的，因為它根本就不為「清宮秘史」式的無聊說、不願為新潮派的技巧說，所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該趕快「過橋」的，就不費筆墨；該力發揮的，不避蕭伯納（G.B.Shaw）劇本《一人演說》譏。
正宗說於十八世紀，紅於十九世紀，對二十世紀的說說來，本已太遲。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說了福樓拜（Flaubert）詹姆士（Henry James）後已無為，但那還是七十年前說的。艾略特若七十年後現代影視的挑戰，將更驚訝於說在視覺映像的落伍在傳播媒體的敗績。正因為此，我相信除非說加強僅由說來表達的思，它將殊少前途。那些妄靠說筆觸來說故的、糾纏形式的罷，其實難挽回說的頹局。
在一般人物為說的矮叢中，我高興我完了人物為主角的這部《北京法源寺》。寫人物是麼振奮己、振奮人的！書中人物一譚嗣同，他身殉、「踔屬敢死」（章炎語），更是「清季來」、「一人足當」的「真人物」（熊十力語。）他一生血，全在《仁學》一書。寫後，他感於台灣新喪日本手，乃不真名，「台灣人所著書」顏其封面，藉哀濁世；今，我獨處台灣，寫《北京法源寺》，「台灣人所著書」讖，百年孤寂，又復重演。契闊四十載。今印此書歸故國，滄海浮生，難忘我是陸人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