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秦崩：從秦始皇劉邦》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解釋。我說，凡舉，須有名目。舉國，須有義名分。陳勝，雖說是身層貧民，但從他為舉所策劃的義名分來，他不但對當時的政治局勢有密切的關注，且有相當的政治頭腦。始皇帝暴力滅亡六國，統一，秦政長期失於苛暴。始皇帝死，百姓曾經有所期待，盼望主張溫路線的公子扶蘇即位，暴政緩。殊不知扶蘇不明不白殺，少子胡亥即位，暴政不但沒有緩，反是變本加厲，有過無不及。高壓困苦，藉助於對仁者的懷念，對暴君隱喻的抗爭，正是民意國情所在。扶蘇的名義舉，反暴政不反秦政，不僅順應舉國民情，且利於對秦政府秦軍的動搖瓦解。
所講，儘管是一種理，總是有些不盡人意。面對矛盾的史實，難免不生疑問，在被陳勝吳廣義同時並舉、詐稱為領袖的兩位人物身後，會不會有某種隱秘的聯繫呢？
同樣的問題，被研究同一段歷史的外國史所關注。不久前，我讀日本著名歷史學藤田勝久先生的新著《項羽與劉邦的時代：秦漢帝國興亡史》（東京：講談社，二○○六年），眼睛豁一亮。藤田先生注意這個問題，他在該書三章敘述陳……（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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