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北任教的经
我北京任教，始1917年期，受聘则在其前一年蔡先生初接任北校长。蔡先生知我，是因那年（1916年）六、七、八月海《东方杂志》连载我写的《究元决疑论》一篇长文。文中妄近世西洋说阐扬印度佛理论，今日实无足取，却曾见赏许人。记蔡先生陈独秀先生（新任文科长相文院院长），印度哲讲席相属，我本不敢应承的。我说：我不初涉佛典，此外的印度哲实无所知。据闻在欧洲在日本一般所谓印度哲，皆指“六派哲”言，其中恰有佛。蔡先生反问：“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那，你知有谁教印度哲呢？”我说不知。蔡先生说：“我亦有寻真教印度哲的人。横竖彼此差不，是你吧！你不是爱哲吗？我此番北，定许爱哲的朋友聚拢，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不呢？你不是老师教人，你是合研究，习了。”他几句话打动了我，有应承。
虽则答应了，无奈我分不身，我正司法总长张镕西先生（耀曾）担任司法部秘书。同任秘书者有沈衡山先生（钧儒）。……（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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