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毓瑜《姿与言：诗国革命新论》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杂志，正在国哥伦比亚读研究生的胡适表《文改良刍议》，提八项文：言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做无病吟，祛除陈腔滥调，不典，不仗，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主编、北教授陈独秀旋即在二月表《文革命论》声援。陈认中国社的黑暗不仅革命改造，必须仰赖伦理、德、文、艺术的革新。他推动国民文、写实文、社文三主义，并视白话文最重的利器。
《文改良刍议》《文革命论》引知识界广回响，两年五四运动的先声。晚清黄遵宪已经提倡“我手写我口”，及至梁启超登高一呼“诗界革命”。但胡适、陈独秀带真正的转折。转折的关键在文与语言关系的全面评估，争议最、影响最深远的，则是白话新诗文革命的指标。
早在《文改良刍议》表前，胡适即已思考“诗国革命”的必。他在《戏叔永再赠诗，却寄绮城诸友》中写，“诗国革命何始，须诗文”——白话文。一九一七年十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表《谈新诗》，称现的白话诗“新诗”，……（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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