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人中，我简又文、饶宗颐两位相识最早。抗战期，我同在桂东一山城避难，那是一九四四年的情，一弹指就是三十年了。
卅年屈指堪惊！撇整国的变动不谈，人世间的变化是令人不胜感慨的。
简先生在完他的两部部头的著（《太平国全史》《太平国典制通考》），年已归山。饶先生则已誉满国际的者。他是我的老师，两位老师在术的就是有目共睹，早有定评。我不材的弟子是碌碌无，在文化圈中算是“散人”一。
抗战胜利，我简先生回广州，饶先生则迟了半年方始南。我寄了一首词给他，调寄《一萼红》，词的半阕是：
少年代的不熟品，本不值一谈，因此词说的与眼前颇有相似处，引我的感慨已。假我现在广州，写一首词给他，我表达的意思首词恐怕差不。
饶先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香港，国卅年，方始回。据我所知，他很敦煌（他在“敦煌”方面是很有就的），陆土的一些文物，他甚有研究兴趣。但在，尤其是在文革十年的那令海外人摇首叹息的年代，他怎敢回。回又干什？在陆已经始有了……（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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