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捕，党千方百计的营救我。一方面我所遭受的惨无人的“待遇”公诸众；一方面动全县教育界人士联名书，愤怒指责官方的暴行，强烈求释放我。敌人认我是他破获安定县党组织的关键人物，不轻易释放；但又怕态闹，无法向主子待。是采取了“一箭双雕”的做法，即迫使安定县将我的案子呈送陕西省军法审处。此既继续审讯，又缓群众义愤。7月30日，敌张建南的一连我从安定县城向榆林军法处押解。
31日经瓦窑堡河东村，父老乡亲我送行。我的老父、我那刻担惊受怕的妻子及哥侄儿、侄女等亲友，眼着身受重伤的我将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远行，且前途险恶，悲痛绝。押送我的人，前面一排30余人，左右两排手持了刺刀的钢枪，挡住两边前送行的群众。我面带笑容抬了镣铐的双手示敬意，我老父说：“我是有罪的！您老人不份伤。哥及侄儿乡亲照顾您的。我决不给您乡亲丢脸。您应该我骄傲才，千万保重！”我步履蹒跚，坚定的向前走。
1933年8月1日，经90华的艰苦跋涉，不容易了清涧县城。我被押在守所的死囚牢。敌人加……（内容加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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