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的一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不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我从名单除。
一九八三年，位台中的东海生治，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治主席问我不改一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不改，但内容不太分。我遵命，但有一请求，就是给我一完整的录音带。校答应的声音雷贯耳。讲演那，进礼堂，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教官。场虽挤满了生，气氛却显肃杀。讲完，依例鼓掌。了十几，校录音带寄。放在录放音机播：“各位长官、各位同……”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少有点伤感。付我一微不足的、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一堂堂堂，竟类动相待。我是重吗？我不认我是重。但既连一堂认我很重，我我概是很重。
次年，一九八四……（内容加载失败！）
(ò﹏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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