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其他所有纪传体的正史一样，《三国志》以人系事，分别立传。同一事分别见于不同人的传文当中，详略深浅随分而安，常需要交相参阅，抽丝理绪，才能观揽本末原委。陈寿由蜀入魏，写“志”时身为晋臣，述三国史以魏为正统，而又对蜀心有所念，取舍扬抑之间难免时有曲笔。个人经见受到限制，遗漏或偏颇，亦在所不免。裴松之后来超脱，博采群书，于补阙判疑之外还有惩妄论辩，对传存三国史事的确是非同寻常。但其间率略、繁芜之处不少，后人据以读史，也需要小心识别。加上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文艺作品的影响，自古及今，史学与文学相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