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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晶的生日

    九月初,外子从苏北来信,说他们劳动快结束了,大概九月中旬可以回南京;正好九月十五晶晶将满四周岁,他计划带孩子去逛中山陵。“来南京也有三年了,”他在信中说,“还没有瞻仰过明孝陵、中山陵,心里总觉得对不起金陵的山水。”

    不是外子提醒,我真还想不起晶儿的生日。这几年在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生日也忘了。除了每年岁末,同事们奔走相告,要我拿购物证到粮店买一斤富强粉麵条——毛主席的寿麵——外,对于我,生日已成了历史名词。

    接信的那天,我下班后去学校附设的幼儿园接晶晶回家。路上,忍不住把他爸爸的打算告诉了他。孩子听到久违的父亲要带他出去玩,立刻喜形于色,圆乎乎的小脸绽开了笑容,就在路上跳跃起来。

    忽然,他仰起小脸问我:“妈妈,生日是什么呀?”

    “生日就是生下来的日子。”我信口回答。

    瞧他一脸似懂非懂的神色,我才悟起这个名词的抽象性。那时,我正怀着老二,已经八个月了,肚子挺得山一般高。拉着晶晶的小手搁在我肚子上,我告诉他:“再过一个多月,娃娃就要出来了。他出来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生日!”

    也不知懂了还是不懂,他只管高兴地喊叫,蹦呀跳地往前冲。我在他后面跟得很吃力,赶到宿舍区的大门口时,望着节节上升的台阶,只剩下喘气的份儿。我们住的虎踞关宿舍,一排排的平房沿着清凉山建筑,一个大围墙之内住了两百多户教职员工。我们的宿舍单元,正好在半山腰里,这大热天里,一上一下,我都要出一身汗。那天,晶晶顾不上同大院子里的小朋友打招呼,一路雀跃而上。

    “奶奶!”他兴沖沖地喊起来,原来是我僱请的老太太出来接他了。

    因为离预产期近了,外子又不在家,对邻的王阿姨替我做主,僱了这位老太太,好帮着照料晶晶,将来我生产时,替我熬月子。老太太姓安,苏北人,性子倒也颇爽直,才住进来两天,已经同我们母子混得很熟了,一家三口过得颇为融洽。

    “奶奶,我生日啦!”晶晶迫不及待地嚷开来。

    “爸爸要带我……三三陵!”

    “什么,三三里?”安奶奶正六十开外,有些耳聋,听成了城南一条家喻户晓的老街名。

    “是中山陵。”

    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上来纠正,心里突然懊悔起来。这孩子口无遮拦,如果到处去喊他要过生日,人家岂不以为我们做父母的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这样一想,我赶紧拉了他回家来。一跨进门立刻叮咛他:再不许提生日的事,否则有一天他会变成老反革命了!孩子当然弄不清生日提不得的道理,不过,“老反”的意义他是晓得的,马上绷紧了小脸,不住地点着小脑袋瓜。看那严肃的模样,我放心了,就让奶奶带他去洗手吃饭。

    但孩子究竟憋不住好消息,等他吃过饭去对门王家玩时,便告诉了王阿姨的独子冬冬。冬冬七岁,刚从幼儿园升上了小学一年级,因为是紧邻,又同过幼儿园,与晶晶一向很要好,时常玩在一起。

    “文老师,听说晶晶的生日快到了,是吗?”

    那天晚上,王阿姨过来坐谈时,劈口便问。

    “嗳!”我怪难为情地承认。

    王阿姨是幼儿园的保育员,正好看顾晶晶这个小小班——三岁到四岁的孩子。她有耐心,又会唱歌,孩子们很服她。许是广东人的天性,王阿姨非常活泼健谈,加上出身是“城市小贫民”——我从来弄不清这是什么行业,有人说是无业游民,我可从不敢求证于王阿姨——属于红五类份子,就显得理直气壮,说话时嗓门特别响。承她看得起,与我常有来往,晚上料理完家务后,不时过门来与我聊几句。

    她丈夫与我同一个教学组,目前也同外子一样在苏北的五七干校里种田。因为我俩都是独自带个孩子过日子,上班外又兼家务,不免就互相帮起忙来。早上买小菜时,我替她捎带一把;在家务料理上,她常替我出主意。譬如僱保母的事,不是她替我张罗,我自己準一筹莫展。

    “我家冬冬是八月二十九生日,才过去没几天,我也没给他庆贺,”王阿姨带着遗憾的口气说。“等他爸爸回家来,也叫他带孩子去逛一趟玄武湖吧。”

    “那可好,”我说,“秋高气爽的,你们全家去玄武湖划船,照张相多好!”

    “可惜没有照相机呀!”她说。

    我想借她我们那个卡隆照相机,但怕她一口拒绝,自己反而难堪,因此话到舌边,又强嚥了下去。还记得去年的事,我热心得很,把照相机借给我们的党员组长。谁知道他一看是日本货,当场便摇头拒绝。这以后,我连这个来自军国主义国家的照相机都怕亮相了。

    王阿姨坐下来以后,便不停地张嘴打哈欠。瞧她一脸倦容,我不禁关怀地问:“妳昨晚上夜班,今天休息过来没有?”

    她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赶紧把手捂上嘴。

    “我上午、下午都躺着,就是睡不着。”

    说完,她立刻伸长了颈子左右张望。见厨房门关着,猜是安奶奶在里面洗澡,又看晶晶在另一间房里已经上了床,这才凑过头来,低低地问我:“妳晓得施老师的女儿小红吧?”

    “当然,”我说,“她不是同晶晶一道在妳的小小班里吗?”

    小红的父亲与我恰巧同系,由于出身好,很早就入党。文化革命中他以造反出名,成了红人,目前正被江苏省委借去办一个学习班,审查省里的一个中级干部。小红妈妈也是教员,正在苏北劳动。因为夫妇都不在南京,小红一向是全托,日夜住在幼儿园里的。这小女孩长得眉清目秀,小脸颊喷红的,很讨人喜欢。夏天里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还曾接她来家玩过一次。

    “我告诉妳一件事,妳可千万别对人说才行!”王阿姨的嘴凑上了我耳朵。

    “一定!一定!”我满口答应着,爽性走去把我的房门悄声带上,然后回来拉了王阿姨在书桌旁坐了下来,自己靠着她坐在床沿。

    “昨夜,”她仍然压低着声说,同时倾着上身,俯着头,唯恐说的话被第三者听去似的,“十点多钟,孩子全睡了。政工组的老王领了广播室的老邵,扛了部录音机来,我们幼儿园的主任亲自陪着。他们一来便叫我把施红叫醒。孩子睡得像死去一般,怎么弄也不醒。我只好把她抱去餐室,用冷水洗了一把脸,这才半睡半醒地睁开了眼。王组长亲自把餐室的门关紧了,接着就和我们主任盘问起小红来,老邵打开录音机在一旁录音。先问她: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接着就问她:有人教妳喊反动口号没有?小红闭上眼睛只管摇头。问了一阵,主任急了,说:有小朋友听到妳喊反动口号——”——说到这里,王阿姨的整张嘴几乎塞住了我的一只耳朵——“毛主席坏蛋,喊了没有?这下小红似乎知道厉害了,使劲的睁大了眼睛——妳知道小红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像荔枝核般亮晶晶的——她就这么乾瞪着眼,瞧瞧王组长,又瞧瞧主任,一边只管摇脑袋。他们轮流劝她,哄她,交代政策,叫她老实,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只要承认就算了——最后,主任只好把彙报她的小朋友名字讲出来。这下,孩子才记起来似的,承认是说了,但立刻哇哇大哭起来。大家哄了好一阵,她才止住了哭声。我以为事情就完了,谁知他们接下去又追问她:为什么喊这反动口号?小红又是摇脑袋。老王说,这口号哪里听来的?爸爸说过?摇头。妈妈说过?摇头。老师讲过?摇头。哎呀,文老师,妳不知道,我真吓得冒冷汗!”

    说到这里,王阿姨直起腰来,两只小眼睛朝上翻,做出晕厥模样,一只手轻轻拍着胸脯,似乎犹有余悸。

    “我那时偷看了一下手錶,不得了,十二点了!孩子已经熬不下去,瞌睡连连,眼睛闭呀闭地。最后一次问她:听见妈妈喊过没有?她就闭着眼点头了。等问她什么时候听到,她怎么也说不上来。折腾了一番,实在没有结果,他们才让我抱她回去。一上手,小红便呼呼睡去了。倒是我,下了夜班回家,整天想着这件事,竟阖不上眼。”

    难怪她阖不上眼,我一路听下来,大气都不敢出。

    “妳说,这些全录了音?”我不能相信。

    “那当然,”王阿姨说,“而且进了档案!”

    “档案!”我伸手抱住我的肚子,感到一阵寒心,“天,这孩子才多大呀!”

    “可不是!”王阿姨出跟着叹息。“四岁不到,比你们晶晶还小些。”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摇着头,同被逼供的小红一般,还以为在做梦似的。我想着:施老师总算出身好,但他妻子可听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的,为了表示划清界线,干什么都特别卖力,现在女儿闯了这个大祸,可怜夫妇还蒙在鼓里呢!可怜的小红,四岁不到就留下了录音口供,存进了档案,长大后没事就好,万一出点纰漏,肯定旧事重提,那时可就是“自小一贯反动”了。

    难怪王阿姨睡不好,我这间接听闻的人也深为震动,夜里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脑海里老浮上小红那张眼睛滴溜溜转的红脸蛋。

    这以后,我每天都向王阿姨打听事情的进展。先是王阿姨本人做书面检讨,以后是主任向校方做检讨,接着校方派人到小红妈妈的老家天长县调查。这下子,我又转而为那做妈妈的担忧了。可叹施老师,长年在外省奔波,调查别人,可曾想到自己的妻子也在被人调查?

    一个星期天晚上,安奶奶正在厨房里刷锅洗碗,晶晶缠着我给他讲一本小人书《智擒大特务》。正讲到一半,王阿姨敲门进来了。她一进来便东张西望,两只细小的眼睛闪闪发光,那神情是紧张、兴奋,又透着神秘。我心想:小红妈妈要倒楣了!找出了两粒软糖,我把晶晶哄到他和奶奶的房间里,叫他自己看小人书,回来就顺手把自己的房门轻轻带上。

    “小红妈妈怎么啦?”

    我急着打听,也来不及给王阿姨让座,只给她指了指书桌前的椅子,自己先捧着肚子坐在床沿,拉长了耳朵,準备听新闻。

    “小红妈妈?”

    王阿姨倒瞪了我一眼,接着就是摇头又摆手。

    “不是小红妈妈,是晶晶呀!”

    “晶晶?”我莫名其妙地反问一句。

    “哎呀,怎么告诉妳才好……”

    她一屁股坐下来,然后连人带椅子向我挪过来。

    “是这样,”她压低了声音,上身俯向我,下巴几乎压在我肚子上,“冬冬说,他下午同晶晶在一起,听到晶晶喊……喊反动口号!”

    “反动口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什么反动口号?”

    “哎呀!”她急得坐不住了,弹起来,把前额顶着我的太阳穴,一个字一个字地迸出来:“就是:毛主席坏蛋呀!”

    “什么!”我大叫一声,也跟着弹了起来。

    “嘘!小声点!小声点!”

    王阿姨一把抱住了我,又把我按落在床沿。我好像全身瘫痪了,身不由己地随她摆布,脑子里一片空白,嘴里不知所以地念着:反动口号……反动口号……。

    “孩子还小呀,”王阿姨向我劝解,就在我身边坐了下来。“可以教育过来的,好好同他讲,不要打他吧。”

    好半天,我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问题来:“除了冬冬,还有谁听见?”

    “不知道。”说着,王阿姨皱起了眉,歪倾着脑袋思索。“好像就是他两人在玩。”

    为了弄清底细,我决定找冬冬。安奶奶步出厨房,正拉围裙擦手。看我挺着肚子,摇幌着步子,手里还拽着王阿姨,她连忙问:“什么事?”

    “就回来!”

    说着,我急急把王阿姨拖回家。冬冬看到我这样,吓坏了,小眼睛抡得滚圆,手也摇头也摇地直说:“我没说!我没说!晶晶说的!”

    问了一阵,我才知道是下午两人在院子里玩,嘴里乱喊这个坏蛋,那个坏蛋,而晶晶在喊完爸爸坏蛋、妈妈坏蛋之后,就溜出这句最最喊不得的话来。

    “这孩子,非得重重揍他一顿不可!”

    在惊吓之后,我的愤怒开始抬头。捧着肚子,我恨恨地在水泥地上顿起脚来。

    “光打不能解决问题呀,文老师,”王阿姨又劝说起来,“要从根本上着手,常教育他爱戴毛主席,引导孩子热爱领袖。”

    “怎么没有……”

    才一张口,我觉得一阵委屈,喉头顷刻被封住似的,眼泪便涌出来。

    不爱戴毛主席?真是从何说起呀!孩子爸爸为了怕他生在异国,特地专程赶回中国;而没有出娘胎,便取了“卫东”的学名在等待;才几个月大,便举在头上认毛主席的像;妈妈还不会喊,便先会毛呀毛地叫了。能说孩子不爱毛主席?在襁褓中,一见到主席像,便条件反射地眉开眼笑,手舞足蹈了。我们大人也一向不落后,六九年,全国疯狂地推行“忠字化”运动,我白天上班,夜里还抽出四小时去轮流绣巨幅的毛主席肖像;响应造反派的号召,除了厨房和厕所,家里所有的走道和每一面墙都贴上了毛主席的画像、诗词、字画等,一直到江青发觉全国推行下来有庸俗化的倾向后,下令取缔,才奉令取下来。

    “不要哭了,文老师,”王阿姨仍在劝说,“肚子这么大了,不能动气的。孩子还小,还可以教育过来。”

    听王阿姨那口气,好像晶晶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我更加伤心。想放声大哭一场,又怕哭声引起左邻右舍的注意,反而扩大了事情,只好张大了嘴呼气,无声地擦着成串挂下来的眼泪。

    肚子里的胎儿这时突然动起来,那本来会给我一种神秘和幸福的感觉,现在却转为一次意外的、痛楚的刺激。我忘了擦泪,双手赶紧捧住了肚子。

    “冬冬,”王阿姨已经转身去叮咛她儿子了,“你可不许出去同人家讲晶晶的事!说了,我可要揍你,晶晶也不同你玩了!”

    冬冬瞪着同他妈妈一模一样的眼睛,一上一下地点着小脑袋,那模样严肃得像个老头子。

    我憋了一肚子气回家。安奶奶刚给晶晶洗完澡,正在房里给他穿衣服。看见我气呼呼地撞进来,她吓了一跳。

    “文老师,怎么啦?”

    我来不及回答她,便问起晶晶有没有说反动话的事。孩子仰起胖胖的脸,张大了嘴,眨巴着眼睛,好像什么事都记不住,一双小手揪弄着潮湿的头髮。

    “冬冬说,你喊了……毛主席”——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习惯地环视了四周一下……“坏蛋……喊了没有?”

    “要死啦!”老太太一听,狠很地蹬了一脚。

    这下,孩子似乎记起来了,整个脸立刻僵住了,眼光怯生生地盯着我。

    “喊了没有?”我再逼问。

    “喊了……”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为什么喊?”我一气,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他一脸的呆相,不吭一声,只傻傻地张着嘴,眼珠像死鱼一般暗淡无光彩。我虽在盛怒中,却也可怜起他来,但怜悯的念头刚一滋生,心底便敲起了警钟。多少家长都说过了:一个小孩可以偷,可以抢,但万万不能犯政治错误!想到这里,我狠了狠心,吃力地弯下了腰,打了他两个巴掌。晶晶吃惊地捧住了脸,“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要死!”老太太又是吓了一跳,一把拉开了孩子。晶晶更加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捂住了脸颊,哭得一脸都是泪。

    “可不许说了!”安奶奶也板起脸数落他。“反革命才说这种话……再说,準打烂你嘴!瞧把你妈弄成这样子!快说你以后不再说了!”

    晶晶抽搭搭地吐出来:“不……说……”

    “走,再洗脸去!”说着,奶奶也不等我说什么,立刻把他拉到厨房去了。

    怎么办?我心里不断地问着自己。

    失神落魄地踱回自己房里,我关了门,往墙上一靠,马上闭了眼——但愿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不必忧虑。其时,脑子里是纷乱一片,好像波涛汹涌,载浮载沉,不知何处是岸;弄不清是为晶儿着急,还是为自己挂虑;想立刻写信告诉外子,又怕万一信被检查,倒留下了铁证,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也可以减少他几日的焦躁。

    焦躁也还是暂时的,我最担心的是他对孩子的失望,而后者会令他多么伤心!他迢迢千里而来,如今郁郁不得志,只把希望寄託在下一代,看他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盼望着将来能成为八亿众生中的普通一份子,不揹任何思想包袱,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这么谦卑的愿望,眼看在孩子四岁时,便遭破灭的威胁,能不令他伤心吗?

    我想着,想着,越发觉得不能告诉孩子的爸爸。就是他回来了,也不能告诉他。但是,怎么叫别人也不提起呢?我想:我可以明告安奶奶,相信她也会合作;而对门的王阿姨,则可以暗示她。王阿姨和外子是同乡,他们广东人很讲义气的,相信还不至于去向学校反映或彙报这件事吧。至于她丈夫,我倒比较踌躇了。老王是我同事,出名的积极份子,一向紧靠党员和上司的。虽然他太太与我处得很好,然而,因为我中过美帝国主义教育之毒,他一向对我敬而远之。今后——我下了决心——可要对王老师特别小心,得罪不得的。王阿姨也不能得罪——连冬冬都得罪不起!

    想到堂堂一个大人,却要防範起一个七岁大的毛孩子,自己都感到脸红。都是晶晶闯的祸!我恨恨地想着,离开了墙,踱向书桌,充耳不闻从隔壁房里传来的抽泣声。肚子里的胎儿又动了起来,一股电流般的感觉立即传遍了全身。我抱紧了肚子,赶紧坐下来。

    书桌上,靠墙站着一堆毛泽东的着作,语录、诗词、选集和全集都有。有精装本,有简装本,有横排版,直排版,还有袖珍本,甲种本,乙种本……真是名目繁多,应有尽有。我叹了口气,仰头望着贴在墙上的毛泽东半身像。墙上的人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对适才发生的事全无动于衷,沉静、冷漠得令人望而生畏。

    这时,冷不防,肚子又被胎儿踢了一脚。我惊得浑身发麻,接着便感到一阵隐隐的钝痛。我抱紧了肚子,默默地说:你不要着急吧,等你出世,我一定要找个藉口把这张像拿走……。

    就这样,我在屋里盘算,思索,焦急,叹气,直到深夜了才熄灯上床。

    天亮时,安奶奶起来烧早饭。我一看手錶,六点多了,得赶去菜场买小菜,只得快快起身。因为一夜不曾阖眼,眼皮像铅般重。一举步便感到头沉脚轻,身子像失去了重心的陀螺,摇摇晃晃的。一手扶着墙,我才能弯身拎起菜篮。老太太瞧我这模样,不放心得很。

    “妳没睡好,”她说,“再去躺躺,我去买小菜。”

    我摇摇头,不知所云地说:“他爸爸就回来了。”

    “妳就别告诉他了。”她看出我的心事,倒颇果决地替我出主意。“我瞧妳也别这么担心事,这点大小的孩子说一句话,能把他宰了不成?在我们淮安县,农民赌咒发誓都要抬起毛主席来的,骂起来才厉害呢!骂的人都是三代老贫农,也没有人把他们怎么样!”

    安奶奶的爽直憨厚给了我些安慰,但是我无法使她明白,知识份子和农民的政治待遇是多么不同。

    晶晶起来了。除了眼角有些微肿,他仍是眉开眼笑的,早把自己闯的祸抛到九霄云外了。

    “妈妈,我今天生日?”他捧着碗,稀饭也来不及喝,便又提起。

    我板着脸,不理睬他,心里真是好气又好笑。孩子到底是孩子。瞧他白白胖胖的脸满是新奇和稚气,我立刻又想起他同班的小朋友小红来,而那深夜逼供的一幕立即浮上脑海,只是这次换了晶晶而已。这一想,对着白花花稀饭,我竟一点胃口也没有。

    安奶奶为了给我开胃,特地把别人送她的一瓶杭州臭豆腐乳打开来,请我嚐了一块。感谢她的一番好意,我总算把稀饭胡乱吞下了肚,只是食不知味,辜负了这名闻遐迩的臭腐乳。

    差一刻八点,我领着晶晶开门出来。一如既往,隔壁的申家也同时开了门,卓先生中山装笔挺的,昂着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出来,卓太太随后跟上。瘦削矮小的卓太太一见了我,立刻堆上了一脸笑容。

    “文老师,早!”

    “早!早!”

    我忙不迭地招呼,一边留神他们夫妇的脸色。卓先生似笑非笑地对我点点头,立刻又昂起头,迈着四平八稳的步子走了。卓太太停下来,摸了一下晶晶的后脑勺后,也急急跟上她丈夫走了。我故意放慢了步伐,磨蹭了一阵。不久,卓家的两个儿子也跑出来了。他俩都是初中生,肩膀上挂着红卫兵的袖章,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气。看到我们母子,兄弟俩一个咧嘴笑笑,一个喊声“晶晶”,也匆匆去了。我揣摩着这两个红卫兵的神情,似乎没有什么异常,估计并不知道晶晶的事,心中才略为鬆了口气。

    这卓家也是我要提防的对象。当初学校把我们分到这个宿舍,一个大门进来,一共三户人家,我们和王家门户相对,卓家居中,显然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王先生来自南京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个教授,但因为祖父在国民政府做过官,为了表示能划清界线,他一向很积极,一切唯党的马首是瞻。听说红卫兵运动初起时,公布不许雇请保母,他立刻把冬冬的保母连夜解雇。可怜冬冬生下时才两斤八两,从医院的暖气箱出来后,便一直是这个老太太捧在掌心里带大的。四年了,感情很深,临走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和冬冬哭成一团,惹得王阿姨在旁也陪了不少眼泪。只有王先生锁紧了眉,一声不吭。

    他家是我们这个大院子里第一户响应红卫兵解放保母的号召,为了表扬,红卫兵敲锣打鼓地来把贴在门上的“喝令解放保母”书撕下。这以后,失业的保母太多,生活成了问题,迫得向周恩来请愿,于是中央又悄悄传下来,准许酌情雇请。正好王先生到苏北劳动,王阿姨有时要上夜班,就有把老太太叫回来的意思,但王先生硬是不同意。可怜王阿姨,在零下气温的冬夜,把冬冬用大棉袄裹成橄榄球似的,揹着上夜班。有时大雪纷飞,我可怜孩子,硬是把他留下来同晶晶一道睡。就凭这件事,我对王先生又敬又畏。

    卓家是党员夫妇,一向受重用,不是派出去开会,便是审查有问题的同事,从来不得闲空到农村去劳动。正因为劳动少,他俩对劳动特别热心,逢人便宣扬毛主席的五七道路如何伟大正确,要一辈子走到底云云。尤其是卓先生,精于政治词令,又口若悬河,总摆出一贯正确的面貌。人家背后不服气,喊他“左出奇”,当面可是没有勇气问他:你什么时候去走一趟五七道路?卓家的孩子更是青出于蓝,文革初期,他们还是小学生,却晓得组织了一些小朋友,在我们宿舍里抄家、查封,几条皮带抡得呼天价响,个个杀气腾腾的。提起卓家兄弟,宿舍里的男女老幼,哪个不怕个三分?

    “记着,晶晶,”我告诫自己的孩子,“以后再不许到卓阿姨家玩!”

    虽然这么叮咛过,我想最保险的方法无如把孩子儘量关在家里。

    九月十三日,一早醒来,我心便卜卜跳。外子中午便回来了。盼望了很久的事,一旦来临,喜悦中偏掺杂了一份疑惧,一颗心既提不起,又放不下,乾愣愣地压在肚子上。

    刚梳洗完毕,安奶奶喜色洋洋地开门进来了。原来她悄悄地清早四点钟便爬起来,赶到龙蟠里的自由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又到公家市场去排队,买到了两条黄花鱼。看着一大篮丰盛的小菜和她那皱成一团的笑脸,我是又高兴又惭愧。在中国住了几年,我却一直没有养成为口腹之欲而牺牲睡眠的习惯。

    上班时,我照常带晶晶出门。安奶奶说:“他爸爸就回来了,今天还送幼儿园呀!”

    “妈妈,我不去!”晶晶乘机撒娇了。

    “还是去吧,”我想了想说,“奶奶好做事。”

    孩子很失望,正好这时王家的门开了,小冬冬挎了书包跟妈妈出来。两个孩子一见面,说起话来,晶晶什么都忘了。刚好卓家的门也“呀”地一声开了,一家四口蜂拥而出。

    “早!早!”

    “早!早!……”

    就这么互相道早,纷乱了一阵之后,大家才各走各的路。

    这是一个大好的豔阳天,朝阳照得一切明晃晃的。通往幼儿园的小路上,两旁是成荫的法国梧桐,阳光滤过梧桐叶,在小石子路上投下了斑斑剥剥的影子,随风摇曳,多采多姿的。我脚踩着树影,脑子里却忙着捕捉适才邻居们的神情:那“左出奇”仍是昂头挺胸,高不可攀的神气;他太太摸了晶晶的头没有?两兄弟喊声文阿姨,便匆匆跑了,是赶着上课去,还是避免同我们多接触?王阿姨呢,更不好了!她只同我道声早,便急忙扯着卓太太聊起天气来——她同党员这么热烈,不会把晶晶的事说出来吧?

    走着,想着,头就疼起来了。晶晶却是蹦呀跳地往前冲,我跟着他,额头立即渗出了汗,肚子立刻感到一阵阵发紧。一手挥着汗,一手按着肚子,气喘吁吁的,我好不容易把他送进了幼儿园。他班上的小朋友都来了,我瞧见小红蹲在地板上搭积木,粉红的罩衫隐约露出她母亲用大红绒线绣的“爱劳动”三个字。她突然抬头,等认出了我,便嫣然一笑,喊声晶晶妈妈。我勉强向她微笑了一下,立即转身走开,很快眼眶就湿了。

    中午回家时,意外地发现晶晶坐在他爸爸膝上,乐得脸上开花似的。

    “妳怎么啦?脸色这么坏!”

    看到我,外子似乎吃了一惊,立即放了晶晶,走过来,一把拉住我,扶到床沿坐下来。

    “没有什么,”我说:“走急了。”

    晶晶爬上了椅子,开始翻看书桌上的一堆小人书。“妈妈,妳看爸爸给我的书!”

    我睨了一眼,都是千篇一律的逮特务的连环画。我嘴上不说,心里实在不喜欢这些小人书,它们使得孩子们满脑子的特务概念——晶晶便以为世界上除了好人,其他全是特务——好像人民中国成了特务充斥的国家。

    与外子久别重逢,本来有多少琐事要倾诉,谁知道四目相望了,竟无从说起。瞧他晒得红里泛黑的脸,倒显得健康硬朗,头髮铰得短短的,身上还穿着洗成灰白色、补钉上又加补钉的蓝布衣裤,这模样跟南京郊区的公社社员真的相差无几。

    安奶奶在厨房里烧黄鱼,黄酒和鱼香瀰漫了整个房子。外子望着我一起一伏的肚子,嘴角泛起了笑意,却说:“好香!”

    “吃饭了!”安奶奶喊道,“晶晶洗手去!”

    晶晶恋恋不捨地离开那堆书,爬下椅子到厨房去。

    “你买小人书要注意,”我赶紧对他爸爸说,“书里头毛主席肖像多的就别买了。”

    “妳放心,”他会意地微笑说,“同事们早告诉我,像雷峰、王杰这种连环图画,隔一两页便有毛主席肖像出现,最好不买。不少孩子因为用蜡笔着色,无意中涂坏了毛主席肖像,惹了不少祸了。”

    说到这里,他俯身向我,放低了声音说:“买书的同事都悄悄地把毛主席像撕掉了,我也如法炮製,彼此心照不宣就是。我们一定要管晶晶,这个年纪最讨厌,说懂又不懂。不许他在地上瞎画着玩,也别给孩子任何粉笔、铅笔之类的东西。他要万一闯了祸,像我们这种背景,真是跳到海里也洗不清!现在家里多住了个保母,说话更要小心些。这年头,真不可不防。”

    “是……是……”我连着答应,赶紧避开了外子的眼光,肚子却又隐隐的痛起来。

    在饭桌上,安奶奶和外子都忙着挟鱼挟菜给晶晶,把个小饭碗堆得高高的。

    “晶晶,在家听话吧?”他爸爸问他,“干了什么坏事没有?”

    “没有!”他大言不惭地回答,忙着用汤匙把鱼肉塞进嘴里。

    奶奶盯了他一眼,就不作声地扒饭吃。

    外子频频劝我吃鱼:“怀孕的人最要吃鱼,磷和钙最丰富。”

    看他容光焕发,黑红发亮的脸满是久别还家的喜悦,听他津津乐道自己如何学会理髮、补衣,我压下了忧虑,打起精神把午饭吃了。

    下午出门上班时,碰见了冬冬的爸爸。他正扶着一部自行车进来,一只手上拎了个大号饭盒,一望而知是上新街口有名的大三元饭店买烧鸭回来了。我招呼他,他客气地点了头,黝黑的脸上难得地露出了一线白牙。

    晚上,吃过了晚饭,外子等着热水洗澡,我和晶晶照例端了张板凳到院子里闲坐。南京的天气,一到九月,早晚就凉快了,晚饭后到室外坐一下便暑气全消。整个夏天,好些人家都是把晚饭搬到院子里来吃的。黄昏的时候,一眼望去,大院子里层层落落的布满了小桌小椅。教职员工,男女老幼,都汗衫短裤,一手扇子,一手筷子,笑语喧哗,热闹得很。

    这晚,我们照例坐在王家的厨房窗外。王阿姨下班晚,这时才在烧晚饭,一阵阵菜香和蚝油味溢出窗外来。好不容易把王先生盼回家来,王阿姨现在是聚精会神地在烹调拿手好菜。她在厨房里来回走动,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小曲儿——这真是新鲜事儿,一向还以为王阿姨只会唱革命歌曲。我只看得见她上半身,竟是穿了一件笔挺的鲜红色凉短袖衬衫,新理了髮,脸上兀自笑眯眯的。

    她是典型的南方女子,一向穿着时新,但这么鲜豔的颜色可还是第一次见到呢。看她忙得这么高兴,我反而不好意思招呼她。这时,院子里好些刚回来的教员,乘吃饭的时候互相招呼问好,那气氛简直比大节日还热闹。

    约莫九点半,晶晶和安奶奶已上了床。外子和我正收拾着要就寝,忽然传来孩子的哭声。我听那声音是冬冬的,不胜讶异,把刚脱下的衬衫又套上了身。

    “妳少管闲事吧。”外子劝我。

    “瞧一下就来。”

    说完,我赶去轻轻开了门,发现卓家的门早开了条缝,卓太太探出头在倾听。

    “怎么回事?”我问她,“冬冬哭得这么伤心!”

    “不知道呀。”说着,她把门缝开大了些。

    冬冬爸爸本来提高了声音在说什么,这时像拔掉了插头的收音机,突然了无声响,连冬冬的哭声也压下来了,只剩下隐隐的抽泣。我和卓太太听了一阵,也听不出个所以然来,便彼此关上了门。

    “什么事?”外子躺在床上问我。

    “没什么,”我说,“冬冬哭了一阵。”

    嘴上这么说,心里可是很纳闷。对门而居也几年了,难得听见冬冬的哭声;王氏夫妇一向宝贝儿子,平常连大声呵斥也捨不得的。想着,我竟莫名其妙地心虚起来,隐隐觉得是晶晶带累了他。那天夜里我又睡不安宁,动不动就睁开眼,感到心惊肉跳的;肚子像千斤重担,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故意让门开着,希望冬冬会过来玩,但他们一家三口竟没有一丝影蹤。我怂恿外子带晶晶去逛明孝陵和中山陵,他说星期日车太挤,还是明天——正好是晶晶生日——去,可以避掉人群。他倒是好久没有去逛新街口,便提早吃中饭,然后兴沖沖地带着儿子上街去。

    下午,煤炭店的工人送来了我们家的配给煤基,一共一百个,一古脑儿堆在门口。安奶奶不许我动手,自己四个一叠地来回搬,往厨房里的水槽下堆放。我既帮不上忙,便拿了一把扫帚,把四散的碎煤屑扫拢来。无意中一抬头,对面的门不知何时裂了一条缝,冬冬的小眼睛在夹缝儿里闪烁。

    “冬冬,”我一边扫,一边招呼他,“妈妈呢?”

    “睡午觉。”他细声细调地回答,同时把门缝张大了些,露出一张小脸来。

    “你昨晚为什么哭呀?”我也学着细声细调地说话。

    他瞧着我,小眼睛眨一眨,可是不作声。

    “爸爸骂了你?”

    他愣了一阵,才慢吞吞地说:“他打我。”说完小眼睛又眨巴眨巴地,似乎还感到委屈。

    “真的呀!”我一惊讶,扫帚失了手,把一个煤基撞了下来,登时跌得四分五裂的。

    “瞧!”老太太赶回来看见了,心疼得很,连忙夺了扫把,自己扫起来。

    “爸爸为什么打你呀?”我乘机赶过去,肚子贴着门缝,悄声问他。“你干了坏事吗?”

    “我说反动话。”

    “什么!”我吓了一跳,一时也糊涂起来。“你说的?到底是谁说的?”

    他点点头,接着又摇起头来。

    “我以后不说了,爸爸叫我不要跟人家说……”

    “冬冬!”

    突然传来王先生的叫喊,冬冬吓得缩回了脑袋,“砰”地一声把门阖上。

    “这是怎么回事?”老太太也听得一知半解地,煤屑不管了,直起腰来,瞪着眼问我,“到底是谁说啦?”

    “也许晶晶根本就没有……”

    心里好不容易燃起一线希望,肚子却被那记闭门羹一振,又一阵发紧作痛,话也说不下去。

    “妳怎么啦?”老太太看我双手抱着肚子,连忙关切起来。

    “没什么,”我说。但手一摸下腹,整个缩成个硬球一般,心里也有些慌张。

    “我去躺一下。”

    可哪里躺得下去呢?只是焦躁地抱着肚子,在自己房里来回转圈子,等他父子俩回来。

    也不知过了多久,才传来晶晶在窗外的喊声:“妈妈!”安奶奶连忙去开门。孩子兴高采烈地跑进来,手里抱了个盒子。

    “妈妈,鞋子!爸爸要带我去山山陵,我生日!”

    我奔出来,一把扯住了他。

    “给我来!”

    我吃力地,连拖带拉把他弄进自己房里。他爸爸刚进门,一看这情景,立刻跟过来,嘴里一叠声地问:“什么事?什么事呀?”

    我把晶晶拉到书桌前,指着毛主席像,压低了声调,板起脸问他:“不许说谎,晶晶。冬冬说他讲反动话,他讲了没讲?”

    孩子一听“反动话”三个字,又望着毛主席像,一张脸先冻住了。

    “反动话?什么反动话?”外子马上紧张起来,两只手牢牢地抓紧了晶晶的肩膀。

    “晶晶没说!”孩子大声否认,来回摇晃着脑袋瓜,胆怯地盯牢他爸爸。“我不说,是冬冬说的!”

    “啊……”

    我大大舒了一口气,相信上回是王阿姨弄错了。长久压在心上的一块铁板突然彼抽掉,一剎那间我整个心都往上飘起来。

    “他说什么?快说呀!”他爸爸急得团团转了,连着催他,使劲地摇着孩子的肩膀。“他说什么?在哪里说?”

    “院子里……”晶晶期期艾艾地说,一只手指着窗口,“冬冬要我说毛主席……坏蛋……我不说,冬冬说了!”

    “什么时候的事?”他爸爸追问。

    “我看,準是昨天下午的事。”安奶奶突然插口,她不知何时已跟进房里来。“昨天下午,他们俩又在院子里玩了好一阵。”

    “昨天?”

    我愣住了,似乎一头又从云端栽了下来,原来竟是一场失望。

    “还得了!讲这种反动话!”外子已经吓得脸色铁黑,虽然儿子这次没讲,他却恨恨地摇着孩子的肩膀。晶晶吓得哭起来。

    “还哭!”外子大声斥责,“你自己讲了没有?快说!”

    孩子哭得更响了。我自己忽然觉得头晕眼花,却被安奶奶抢过来,一把抱住。

    “不好,瞧她脸色!”

    就这样,我当天便被送进了医院。挣扎了一夜后,我终于早产了,生下了老二。

    同事们常好奇又羡慕地说:“文老师,你两个孩子同一天生日呀!”

    我总是笑笑说:“感谢毛主席呀。”

    真是感谢毛主席,这以后,王阿姨竟成了我的莫逆之交。连她丈夫见到我,也是含笑又点头,亲如家人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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