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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尔在北京

    (一)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星期六可以早退,但是一过了三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收拾起来,四点一到,便陆续走了。耿尔今天也一如常例,準四点就离开XX研究所,连宿舍也不回,骑了老英国跑车,出科学院大门,就直奔城里来。十一月的北京西郊正是天高气爽,凉而不寒的气候。耿尔踩上了第三档,风驰电掣地,背着夕阳追赶自己的影子,感到痛快淋漓,彷彿把一週来的单调和烦闷都抛到脑后去。

    过了西直门,交通比较繁忙,他只好减了车速。但这段路真是熟悉得可以闭了眼过去,因此,没多久也就到了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北门。在寄存车子时,他看到排队拿涮羊肉号牌的人龙已经延伸到停车场。看样子是拿不到号了,但耿尔仍是照旧跑过去殿后。这前身据说是“东来顺”馆子,每天只卖四十只火锅,一共派四十号:前二十号从五点半吃到七点,七点过后另一半的顾客才进来吃。僧多粥少,那些特别爱好涮羊肉的,从下午三点起,就到楼梯口来站队。

    果然,耿尔才站上一分钟,前头的队伍就乱了,原来号牌已经派完。后头排队的人抱怨了两声,也开始散了。耿尔捱到楼梯口,耐心地等待拿后二十号的人走开。

    “耿先生!”

    听到喊声,他抬头一望,派号的服务员老鲁正在楼梯上端向他招手。他高兴得很,一步跨过两级的飞快上了楼。擦过老鲁身边时,老鲁不着痕迹地塞了一块油腻的小纸牌在他手里。他感激地瞧了老鲁一眼,便走进餐厅,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

    他把号牌摆在桌上,一看,是十一号。惭愧!他心里暗叫了一声。今天早上政治学习时,结合批林批孔,讨论如何杜绝开后门的歪风邪气,自己最后发言,还慨慷激昂地说了一通,使得当记录的小赵奋笔疾书都来不及呢!惭愧!但是真惭愧吗?他也答不上来,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下肩膀。大家都在大声疾呼要杜绝后门,但是,平日同事们说来说去的却是如何寻找后门。倒是耿尔孤家寡人一个,生活上的需要简单,难得去麻烦人。

    当然,吃涮羊肉是例外了。

    这个后门倒是开得非常自然。自从东风市场改修,这家馆子开张以来,耿尔就是个常客。逢着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他经常来吃一客涮羊肉,就这样与老鲁熟起来。老鲁是老北京的回民,比他大十岁,头髮已白了一半了;但一口牙齿仍然雪白齐整,见了顾客,常慷慨地展露一番,显得特别亲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名字,本来都是老耿老鲁地称呼着。不料,有一次老鲁问起他在那儿工作,他回答说科学院,对方竟肃然起敬,改喊耿先生了。耿尔觉得很遗憾,却也后悔无及;幸好不曾告诉他,自己是留学生,曾在美国住了二十年,否则后果就难以想像了。老鲁知道他是单身汉,似乎颇能体会他老远跑进城来吃一顿饭的心情,逢到周末,常自动替他留个号牌。难得他这样体贴,耿尔就越发来得勤。

    一个年轻的服务员送来了一副碗筷,耿尔点了几盘牛羊肉,外带粉丝白菜和烧饼。等服务员算了帐,他就付了钞票和粮票,把收据压在碗下。乘别的座客忙于点菜付钱,他从中山装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取出两团酒精棉花,把一双筷子拿到桌下,用棉球揩拭了一番;小碗也如法炮製。

    自从有几个同事患了肝炎——据说与爱上馆子有关——他也杯弓蛇影起来。有个同事便介绍他这个消毒碗筷的方法,他就採用了。只是每每感到心里有愧,尤其怕被老鲁看见。

    “这桌还有人吗?”

    一个穿戴整齐,年已古稀的客人正含笑问耿尔。耿尔摇头作答,同时悄悄把棉球扔在桌下。老人放下了一块号牌,脱了呢帽子,连同手杖一块儿挂在墙上,然后在耿尔对面落了座。

    我敢情也老态龙锺了!耿尔想着,往肚里嚥了一口叹息。只有七老八十的人想来与我共桌了。

    想到老,不禁想到自己的年纪。一剎那间,他竟说不出自己的正确岁数。慢着,他心里默默数起来,一九七四,一九二五——整整四十九。呵,四十九!好像意想不到,他猛地吃了一惊。这“九”字给他一种如临深渊的感觉,也给他一种里程碑的提示。廿九拿博士学位,卅九回中国,现在四十九。十年了!回来时一个人,现在仍是一个人——

    “您怎么了?”对面的老人突然佷关切地问。他白髮苍苍,神情既斯文又友善。

    “没什么……”耿尔知道自己失态,又掩饰不了,很是难为情。

    “好天气,正是吃涮羊肉的时候。”老人很识趣地顾左右而言他。

    这时,正好老鲁托着一只大圆盘走过来,耿尔如见了救星一般,亲热地喊起来:“老鲁,这一向可好?”

    “好!好!”老鲁朗声回答,把盘子放下,取出八九碟的肉片和蔬菜,在耿尔面前罗列开来。

    “你家的小六仔有好消息吗?”

    “还不是那样!”老鲁说完,立刻长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我早说他没运气,他娘还不信呢。您看,他班上到内蒙古去插队落户的,凡是干部子女,不都上来念大学啦?连去年才到他旗里的一位,现在也在外语学院念英文了。我说,你怎么就不如那张铁生呢?人家缴白卷,写了一封造反信就把自己送进大学来啦!”

    老鲁只管对耿尔发洩着心事,也不在乎旁座的人听见——好在是老生常谈,也不耸人听闻。

    “反正还年轻,再等等机会吧。”耿尔免不得劝慰他。

    “满二十五啦!还得老子给他寄吃寄穿的。他娘想瞧一眼,不汇路费都回不来。”

    心事吐完了,老鲁突然弯腰,压低了嗓门问耿尔:“您自己,有好消息吗?”

    耿尔摇摇头。老鲁安慰地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捡起同桌老人的号牌走了。

    耿尔和老人拿碗去调配料,调好回来时,老人点的菜刚送到。服务员把找零丢在桌上就走掉。

    “喂,同志,我还少一碟粉丝。”

    老人转身找送菜的服务员,可是后者像聋子般,并不回头。

    “咳,这服务态度!”老人摇头苦笑,莫可奈何地坐下来。

    “算了吧,”耿尔劝慰着,同时把自己的粉丝推过去。“我这里多着。”

    对方正要推让,老鲁正好端来了一只火锅给耿尔。老鲁顺手揭去锅盖,炭火烧得锅里水沸滚,热气腾腾的。

    “劳驾了!”耿尔感激地说。

    老人乘机把少了粉丝的事告诉了老服务员。

    “得!得!回头给您送来。”老鲁又是朗声答应,一边扯下搭在肩上的白毛巾揩额上的汗珠。接着他又回过头来让耿尔:“趁热吧!要不要来四两竹叶青?”

    “不好劳驾,老鲁,我自己来。”

    耿尔慌忙起身。买酒不是服务员的义务,何况老鲁已经忙得满头是汗。这时,廿张桌子已经坐满了人,有些人等得不耐烦,都在招手喊叫着要火锅。

    “批林批孔该到后期了,耿先生,”老服务员陪他朝卖酒的柜檯走,同时在他耳边叨念着。“又是‘落实政策’的时候了。乘着鬆的时期,快找同事介绍,弄个对象呀!”

    耿尔不说什么,只是摇着头笑。老鲁又安慰地拍下他的肩膀,这才朝厨房走去。

    多么热心的朋友!耿尔心里感激着。但结婚谈何容易呢?实在是,他找对象的事在研究所里都出了名。领导和同志都表示过关心,但这一大把年纪了,哪儿寻合适的对象?六八年时,曾有个年轻的同事——当时是响噹噹的造反派——对他说:“你呀,要不是留美这个身份,凭这一表人才,早成家了!”

    他说的倒是真话。那一阵子,归国华侨和留学生地位很低;特别是留美的,在造反派眼里,不是準特务,也是无可改造的资产阶级份子。他知道同事在背后早已经把他列为所里的“老大难”之一。

    耿尔拿了两杯酒回到座位上,举起筷子邀请同桌的老人。

    “不客气,您请先用。”对方点头礼让。

    正说着,另一只火锅也送来了。老人去队买了一大杯红葡萄酒来,彬彬有礼地向耿尔举起了酒杯。耿尔也举杯回答,呷了一口竹叶青。他闭上眼睛,细细地品这酒味。真是芳郁甜美,这小晴儿的酒——

    “您喜欢竹叶青,”老人放下杯,望着耿尔的酒。“我喝不来,比汾酒后劲大呢。”

    “还好,”耿尔说,“它香甜中带着些药味。我从前的一个朋友介绍我吃涮羊肉,喝竹叶青,后来我就养成习惯了。现在,每吃涮羊肉,必定要喝些助兴。”

    “噢,是这样。”对方似乎颇为感动地连点着头。“我本来只爱绍兴酒,我的老伴却喜欢葡萄酒。自从她去世后,我也喝上葡萄酒了。”

    “是吗?”耿尔也颇为同情。

    小晴儿,他心里想着,虽然也住在北京,但对于我,不也同没了一般?

    想到小晴,那乌黑滴溜的大眼和垂肩的髮辫似乎就在眼前闪烁晃动。蓦地,他觉得这喝下的酒,都凝成了冰珠,一粒粒又冷又硬地敲打在心田上。经过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这失恋的记忆,早蒙上了一层往事已矣的灰色,但这滋味却总是甜美中带着苦辛,一如这杯中的竹叶青。

    他还记得第一次尝竹叶青,是在西单商场的楼上。小晴拿到一九六五年的工厂年终奖金,在春节里请他尝涮羊肉。

    “你不懂吃涮羊肉,那白住北京了,”她说。“别看烤鸭店人山人海,专哄外地来的,老北京的并不太作兴吃那个。”

    他生长在上海,家中从来不吃羊肉;在美国那么多年,也一向厌恶羊肉的味道。可是说也奇怪,小晴一撺掇,他就动心了。再实地一尝,觉得鲜美无比,而吃法也富有情趣,确实比那肥油四溢的烤鸭好得多。

    中国人常爱说“缘份”,他现在是一点也不信了。然而,初碰到小晴时,他倒是深信不疑的。偌大一个北京市,竟让他找到她,不是天意吗?六五年初,他如果不是冒着雪霁后的严寒,骑车进城来逛书店,岂不错过了她?还得感谢那新华书店,他们把字典摆得太高了,他才有幸听到那珠圆玉润的声音:“劳驾您拿本‘简明英汉词典’给我行吗?”

    他循声一瞧,便发现了她:两条乌黑的辫子搭在肩上,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正含着笑意望着自己。这眼睛,掩藏在修长的睫毛下,是如此的清澈明亮,使他立刻回忆起一度在北美洛矶山巅探访到的冰山湖,也是亮得令人目眩,又静得与世隔绝。

    “妳是学生吗?”他把书递给她后,急着找话说,唯恐再看不到那闪烁的两颗明星。

    “不是,我是国棉三厂的工人。”她口气既坦率又自豪。

    于是她告诉耿尔,她们工厂里鼓励青年工人学外语,她报名参加了英语班,学得有兴趣,所以来买字典。一知道她是当地人,他立刻向她打听卖旧书的所在。她说最有名的一家店在天桥,看他人地生疏的样子,就决定亲自带他去。她也骑车,两人就一起骑去天桥。

    就是这样偶然地认识了薛晴。

    “小晴儿。”他忍不住低低喊了声她的小名,寂寞地吞下一口酒。

    馆子里的二十只火锅全揭了盖,热气蒸腾,烟雾瀰漫;桌桌是杯盘交错,笑语喧哗。耿尔看到老人的酒杯已经见底,他本来苍白得发青的脸这时也浮上了红晕,正用微微发颤的手解开呢外套的扣子,一边张开嘴呼气。

    耿尔看着老人微酣的脸,脑海中突然浮现了小晴父亲饮酒的豪迈样子。他第一次拜访她家时,她父亲留他吃饭,叫她弟弟上街去买熟菜,自己从炕边掏出瓶珍藏了半年的竹叶青,与耿尔喝起来。

    老人家一仰头便一大口酒下肚,一筷子挟住三片粉肠送进口,爽快极了。他讲“解放”前的北京琐事给耿尔听,还有他当车站红帽子接送客人的往事。酒热上来了,他就把外衣脱掉,拿起报纸当着胸口搧风。酒瓶儿底了,他也醉了,很亲热地拍着耿尔的肩,放怀高歌,唱时兴的革命歌曲,也唱不知名的小调儿。

    多么可爱的老人家!小晴的性格也像她父亲。耿尔再不曾遇到比她襟怀更坦白的女子,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总是那么纯朴,那么自然。除了长眉大眼外,她的模样都不是他一向梦寐以求的佳偶。她皮肤不白,个子不高,也不是大学生,而且小他十九岁之多。然而她身上具有一种气质,它充满了魅力,使得他像一根钢针撞上了磁铁,被牢牢吸住了。

    自从遇到了她,自己几十年漂泊异乡所积累的那份落落无归的感觉,便消失无蹤了。与她在一起,既欣喜无比,又感到稳如泰山;好像解除了一切压抑,无需矫饰挣扎,一如回到了童年时代。他爱看她笑,她笑得那么爽朗,那么明亮,又那么温暖,好像大地春回,阳光普照。

    自从在天桥分手后,他立刻找了一家信託行,买了部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一回到宿舍,马上把原来的英国跑车束之高阁——当时,这部崭新发亮的洋车在她那半旧的国产单车面前,忽然变得唐突刺眼。认识不久后,小晴晓得他的留学生身份,也绝无丝毫的歧视——不像很多同事背后喊他“美国佬”,使他感到像只烙了火印的牛犊,终身洗刷不掉。

    她是一个好工人,充满了自豪和尊严,却又能对外国的事物保持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不像他研究所里的一些年轻同事,一味贬低外来事物,有时却又流露出盲目崇洋。事实上,她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心。他偶尔讲到外国的历史,自然界的奇蹟,她準会睁大了眼睛,全神贯注,津津有味地听着;有时还打破砂锅问到底,务求水落石出。她更加勤于学英文。耿尔就亲自教她。那年夏天,两人常跑到颐和园的后山唸书去。那里林木苍翠茂盛,游客较少,比起昆明湖这边幽静许多。

    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感情,虽然也绝不挂在嘴上,怕的是对她压力过重。那时她才二十岁,彼此年纪相差了一代。他明白自己必须克制,只能婉求,不宜强加于人;爱情不能像那火红的午日,光芒四射,只能学那落日晚霞,热而不炙。然而在他内心深处,多少的柔情蜜意,像压在地层里的火山岩浆到处流窜,寻求爆发的机会。起先她曾犹豫了一段时期——他相信,他们彼此间各方面的差异曾使她烦恼过——然而随着夏日的来临,她的神情逐渐爽朗起来。她主动把工厂的週休设法调在星期天,好同他见面。路上碰到熟识的女工,她欢欢喜喜地打招呼,有时还给他介绍——

    “耿先生,吃糖,吃糖。”

    老鲁打断了他的思路,笑吟吟地在他面前放了三颗软糖。

    “什么喜事呀?”耿尔放下筷子问。

    “我们的炊事班长今天结婚了,请我们吃糖。”老鲁笑眯眯的,好像是自家的喜事。他还拎了一把开水壶,替他们这桌的两只火锅都注了水。

    “记着,你哪天请吃喜糖,要还我三倍才行呀。”说完,他就转到别的檯子注水去了。

    “一定,一定。”耿尔满口答应后,把糖放进口袋里。

    有那一天吗?他问自己。

    原以为有这一天的,他想,自己曾经多么渴望它的到来呀!

    他不觉又端起酒杯,凝视着它。这酒色绿得多么耀眼,这气味又是多么芬芳,但哪里及得上伊人脸颊的芳郁和醉人呀!

    那年秋天的一个假日,他们去香山看红叶。因为时令还早,红叶尚未成林,两人就一路寻上山去。小晴穿了新做的花夹袄,把两根乌油油的辫子收拾得玲珑剔透,还用红丝带扎了辫梢,走动时,丝带在肩上来回跳跃,叫他看得眼花撩乱。到半山腰上,看到了丛红叶,他们便停下来观赏。她摘了一片递给他。他却看她那双脣比红叶还鲜红,忍不住捧起她的脸,轻吻了下那娇豔欲滴的嘴唇。她没有推拒,只是脸胀得紫红,眼睫毛垂得低低的,半晌张不开——

    啊,那段日子真是美得叫他不忍思忆。他整天都是轻飘飘的,好像载着云飞翔;心里又充满了情意,恍惚永世也诉说不尽,就像那经冬的小溪,忽然受了透夜的春雨,水满得要溢出岸来。四十岁了,爱情虽然来得迟,但究竟及时开花了。过去几年,他也曾接触过女性,但从不曾像现在这么倾心过。

    刚至美国那几年,中国女性特别少。物以稀为贵,那些小姐眼睛都朝天看,把中国男子品头论足,挑剔刁难。他因此下了决心,退出这个角逐的队伍。美国姑娘是热情奔放,也不乏投怀送抱的,他虽然几次心动,却想着有一日要回国,因此不愿意论婚嫁。回想当年的苦守,确是苦尽甘来,哪一个比得上这样纯洁可爱的中华女儿呢?

    他不单爱着小晴,也爱上她的家庭。就在游香山后的一个星期日,她请他去家里玩,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父母。多么慈祥的老人家,一见面就叫人敬爱不已。薛老先生熬了半世的搬运工人,“解放”后北京建了纱厂,才首批进了厂,这一年刚退休。老太太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只养大了后面三个。现在大儿在部队服役,女儿年年是模範工人,小儿子也快中学毕业了,老人家俩心满意足。他们感谢共产党,炕边的墙上贴了好些从报上剪下来的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照片。

    那天,她家包饺子。耿尔甚么菜都不会烧,但住在美国多年,学会了赶饺子皮,因此,也捲起了袖子,帮他们赶皮,一片片又快又薄。二老惊异极了,对他讚不绝口。他来时还担心小晴父母会对他苛求,但二老对他佷亲热,当自家儿子般疼爱。薛老还留他喝酒,如果不是碍着小晴,那晚他準让自己也大醉一番。晚饭后,小晴亲自送他出来,携着手走过了两站巴士站,才依依不捨地让他上了车。

    那天夜里,他兴奋得彻夜不眠,盘算着将何时向她求婚,又不断想像婚后的幸福生活。刚回国不久,他还充满了理想,相信思想改造的可能性。想到他自己前后读了二十一年的书,又教了十年的书,而父母生前也是教员,真是十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他想,如果能和工人血统的小晴结合,不但自己的思想改造有脱胎换骨的可能,就是子女身上也将流着工人阶级的贵族血液——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吗?

    第二天中下班后,他忍着饥饿,骑车到百货大楼,用了相当于自己三个月工资的价钱,买了只奥米加手錶,好送她作订婚纪念。看看柜檯上陈列的一些漂亮货品,他多么渴望都买下来送给她,可是想到她的性情,也只好叹一口气作罢。她每月四十二元的工资,要帮着养家,但仍雄心壮志地订下储蓄计划,打算两年后买只上海錶。她不喜欢耿尔为她花钱大多,有时还坚持回请他。一向习惯于献花送礼的追求方式,耿尔第一次碰到这样有性格独立、自尊心又强的女子,确是衷心敬爱。这样的女性,热情又含蕴着庄严,温柔又带着刚强,真叫他着迷。

    然而就在他们最幸福的日子里,那文化大革命的钟声敲响了。耿尔没有经历过运动,起先倒是充满了热情迎接它,等待着运动结束好同小晴结婚。她在六六年春天向棉纺厂口头提出了申请,领导说等运动过后再处理。可是随着运动的推展,他们见面少了。

    夏天里,红卫兵涌上了街头,小晴的弟弟也在里面。小晴第一次提出他们暂时不要见面,因为别人在说“闲话”了。他很困惑,也很痛苦,想不到爱憎分明,坚强独立的小晴会怕人“闲话”。但是最大的打击却是出差回来见到被退还的手錶——

    突然,餐馆里安静下来,人人的头都转向楼梯口。耿尔放下了空酒杯,也随大家望过去。两个干部模样的男子正陪着两个穿西服的中国人上来,由此转上另一层楼去。

    “外宾。”同桌的老人平静地说。

    “华侨!”邻桌一个年轻人憎恶地说。

    “楼上听说是专供外宾吃涮羊肉的。”老人转过身来告诉耿尔。

    “是。”他无所谓地点点头。“还不是一样吃法,只不过座位舒适宽敞些罢了。”

    “是吗?”老人似信似疑地凝视他。

    耿尔不说什么,把粉丝和白菜都倒进锅里。他不愿说出来他半个月前也曾一度“更上层楼”过。那是沾了芝加哥大学老同学XX教授的光,跟着鸡犬升天地上去了一次。楼上布置幽雅,确是宽敞舒适,他们共是四个人,就佔了一个大房间;三、四个服务员来回穿梭也似地递茶水,送手巾,脸上始终是笑容可掬。

    “这是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阶级划分,”那年轻人容忍地说了,“将来实行了共产主义,这楼上的一层就取消,大家一起排队买票,挤在楼下吃吧!”

    耿尔听了,与老人对视了一眼,就低下头吃烧饼。

    想起老同学,他心中又是另一番滋味。在美国时,他们政治思想想颇有分歧,常争得不欢而散。这次见面,却亲热异常。一知道耿尔还是单身汉时,老同学不信地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怎么,回国这些年了,还是王老五呀?”

    他只好笑而不答。

    “老耿,年纪不小了,找太太,条件不能太苛呀!”老同学着实劝导起来。

    耿尔除了苦笑,只好顾左右而言他了。他不想告诉他,文革以来,知识份子的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六八年秋毛主席下令由“工农兵给他们再教育”后,大家都是灰溜溜的,他哪敢提什么条件呢?早入了美国籍的老同学肯回国参加“国庆”,已是难能可贵的了,绝不能扫他的兴——何况,他现在以“左”为荣,不能也不愿接受一些事实。

    再教育——想到这个字眼,不免感到一阵凄凉。这两年虽然不太提到,但每一触及,心口仍有堵塞的感觉,一如头一次听到薛晴当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一般。那是六八年的年底,他有天又骑车到朝阳门外——儘管爱情已因文革而流产,他常身不由己地回到这边来——碰到了小晴的弟弟。这个一度是趾高气昂的红卫兵头头,当时似乎威风已收歛了不少,那天居然先向耿尔打招呼。耿尔问候了他的父母后,情不自禁地打听起他的姊姊。

    “我姊姊是工宣队!”他骄傲地说。“她现在不住家里了。她们这一组被派到北京工业大学去了,我姊还是副队长呢!”

    可惜耿尔不信神,竟不知向谁祈祷,祈求不要派薛晴到科学院来。这以后,每次见到院里某些工宣队员那副傲慢的神情,他立刻想起了小晴。那时心口不仅是堵塞,简直是隐隐作疼了。

    心有隐痛,是最怕人触及的,可惜常常事与愿违。就像一週前,XX教授畅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后,在离京前夕又请他到旅馆里吃饭话旧。两人谈到深夜,老同学又扯到他的婚姻问题上来。

    “老耿呀,其实,依我说嘛,”教授说得吞吞吐吐,似乎怕他误会,“作太太嘛,也不一定要大学生。听说国内教育已经很普及了,我看北京这些工人——对了,前天我参观第三棉纺厂,嘿,多少年轻漂亮的姑娘!”

    也许是第一次尝到茅台酒,喝过多了,也许有意试验自己能否超脱失恋的羁绊,耿尔便一口气把自己恋爱故事和盘托出。老同学听了,不胜惊异,也非常为他惋惜。

    “她现在结婚了吧?”

    耿尔摇摇头。“我不知道。”

    他虽然不曾去打听过,但直觉地感到她尚未结婚。过去两年来,他曾在街上瞥见她两回了,从未有男伴在旁。

    “我说,你应该立刻去看她,”教授带着认真的口气说。“她如果还没结婚,那完全有希望!不是在讲落实知识份子政策吗?做了高等知识份子就讨不了老婆,哪有这种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那就更应该嫁给知识份子,便于改造嘛!哈哈!”

    老同学说完,鼓掌大笑,以为说了最风趣的话了。耿尔也陪着笑,心中却是冷飕飕的。他想起七一年的某一天,他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曾经看到她一次:她在金水桥边踽踽独行,仍是垂肩的辫子,却是一脸的老成严肃,昂着头,目不斜视。乍一见到,他激动得手都握不稳龙头,好不容易压下叫喊她的欲望,方才无力地踩着车子继续前行。他何尝不想同她携手密谈,看不厌那水汪汪的大眼在修长的睫毛下闪烁,像寒夜两点流星?只是他早已丧失勇气了。

    “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化革命,据说改造了很多人,事物也都面貌一新。”老同学说着,凝视着耿尔的脸。“看来你也改变了不少。”

    他点头承认。

    “好的?坏的?”

    “那看你好坏的定义了。”他笑着回答。

    “你对于我一向都是太玄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我明天有机会见到XX部长,要不要我对他提提你的事?”

    “不要,不要!”耿尔忙不迭地大声拒绝。

    天呀!他心里喊叫起来,派人去向这个“领导一切”过的工人说:为了响应党的知识份子政策,妳嫁给耿尔吧!

    他使劲摇着头,果决地说:“我已经习惯了独身的生活,不再作结婚的打算了。”

    “怎么,真把全部心思用在事业上了?这几年发表了不少论文吧?”

    耿尔笑着,又摇起头来。“我们只重实际研究的工作,不重发表;重视集体创造,不搞个人单干。”

    他怎能告诉老同学,自己实际上改行了;研究项目也一换再换——由于“革命的需要”?归根结柢我是中国人,他对自己说,自己怎么感受是个人的事,捍卫国家的尊严却是义不容辞的,这大概便是“一分为二”的辩证使用了。

    夜深了,他起身告辞。老同学依依不捨地送到大门口,还用英语说:“老友,你再想想看,还有我能替你办的事没有?”

    他真想了想后,笑了。“有的,你们常常回来观光,我好跟你们走走高级馆子,这对我也是莫大的享受。”

    莫大的享受!

    “嗯?”对座的老人瞪着他。“您说什么来着?”

    耿尔知道自己又失态了,反正酒早已烧红了他的脸,他也不在乎。

    “我说,吃涮羊肉是莫大的享受。”

    “同感,同感。”老人深深点着头。

    他们都挟了肉涮起来,津津有味的吃着。

    (二)

    春节前几天,耿尔的一些单身同事便纷纷离开北京,探亲团圆去了,剩下的都没甚心思工作。除夕那天,大家勉强挨过上午,下午来报个到后相继走人。整个研究所里冷清清的,耿尔觉得没意思,三点不到就回宿舍来。

    宿舍里还听得到剁肉馅的声音;一清早,他便是被这声音叫醒的。

    到底是几千年的传统,他想,光吃的就準备得比阳曆新年还丰盛几倍。

    一进门,他摘了帽子和手套后,便习惯地在卧房和客厅里转了一下。家里是更加冷清了。这两间房的公寓,十年前他刚搬进来时,觉得很窄小拥挤,后来却越住越感觉空旷起来。他常暗自庆幸:在北京,一个人能有两个房间可以自由地来回踱方步,真算是得天独厚。

    也许因为太冷清,疲倦之感也随之而来。他踱向厨房,想烧一杯咖啡来驱寒。这两年来,他怕失眠,向来不敢在中午以后喝咖啡的,不过,今天是除夕——他给自己找藉口——一年难得一回嘛。

    耿尔给替他打短工的王大嫂一週的春秋假,自己又觉得没有整理内务的必要——不会有人来看他的——所以,下班回家来时,床铺零乱,一如早上刚起身;厨房的水槽里堆满了杯子和碗筷,喝茶必须现洗茶杯了。因为不耐烦洗衣服,他便不换衬衫,否则髒衣服堆下来,让王大嫂回来洗,便有剥削她劳动力之嫌——虽然她临走前一再告诉他,简直是在求他,务必把衣服留给她回来洗。

    “我真是王老五一个!”进厨房,他不禁白言自语着。

    看看堆积如山的水槽,他彷彿又回到研究生时代的生活了。找到了烧咖啡的小砂锅,他把它清洗乾净,盛了水,坐上了炉子,然后找火柴点上煤气。回过身来,他打开了冰箱,取出一罐上海咖啡。他这魏屋牌冰箱每年只有夏天开动两个月,其他时间全熄了电,用来做储藏柜子。一来电费太贵,他虽然不在乎每月多交十块人民币,却担心人家议论;二来他吃食堂,这冰箱也实在无用武之地。五平方尺不到的厨房,放置了这个庞然大物后,便没有多少迴旋的余地。

    红卫兵抄家那阵子,如果抄走就好了!关上冰箱时,他脑海里又闪出这个念头。

    可惜那次抄家太斯文。可能是对他特别客气,因为那些红卫兵都是科学院里同事的孩子。他们只是好奇地打开冰箱来研究了一番,在他弹簧床上翻了几个觔斗,把箱子里的西装抖开来取笑了一阵,便走了。当时,令他遗憾的是把他二十年中收集起来的太空探险的剪报烧毁了。不过,那些东西留着也无用,乾脆烧光省事——中国人实在不忙着到月球去。即使是如此斯文,两年后,国务院还给了他一封道歉的信,盖着深红大印。这倒反而令他不好意思。比起他知道的几家,他这算什么损失呢?事后,一个同事告诉他,这是因为周恩来偶然听到院里一些欧美回来的学者被抄家,下令要赔偿道歉的结果。

    水开了,白花花的热气一阵阵喷上来。他搜索了一阵,找到了一把茶匙,挖出二匙咖啡倒进砂锅里,上了锅盖,然后关小了火。

    七三年,批林批孔刚开始时,很多人暗传说:虽然郭沫若受到了攻击,但矛头是指向周恩来。他不免替周恩来捏了一把汗。特别是七四年上半年,有好几个月周恩来不曾露面,他真正焦虑极了。

    那一阵子,小道消息多如牛毛,他听来听去都感到心灰意冷。直到从报上证实了周恩来病卧医院的消息后,他和大家才鬆了一口气。

    浓郁的咖啡香味一阵阵扑来,耿尔闭上眼,深深吸了几口,觉得五脏六腑都受到了滋润,比什么都受用。走到水槽边,他捡起早上喝过的茶杯,拧开水喉,稍为沖洗了一下。

    王大嫂回来前,我一定得洗掉这些杯盘,他再次提醒自己。

    找出中药房买来的尼龙沙滤,正好滤出满满一大杯咖啡。他捧了杯子到对面的房间来,坐到书桌旁,细细地品尝。这客厅兼书房,除了一满书架的书,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废纸篓外,便别无他物了。书桌上立着三张美国寄来的圣诞贺卡,他又一张张看了一遍。收到这些卡片很久了,寄卡片的人都说想知道他的“近况”,他却还不曾回过信。实在是不知道写什么好;不管是近况还是远况,似乎都乏善可陈。忽然,他想到这些卡片的使命早已尽了,留着又有何益?于是他把三张收在一起,一举投进了废纸篓内。

    美国真是世界上最浪费纸张的国家,他想,五花八门的节日贺卡,生离死别就不提了,连芝麻大的小病也有可能收到一张安慰卡。这里不兴这种繁文缛节倒是省时省事,虽然——虽然什么呢?他不知所以地摇摇自己的脑袋,端起咖啡,徐徐呷了口。

    桌上的座钟指向三点半。他再望望自己的手錶,确是三点半,一分不差。他记起同事小张请他去吃晚饭的事,一星期前就同自己说过了。过去这两年,也难得去小张家走动过,现在却突然来请他去过年。也许是同情我一个人过年太凄凉了吧!他想。

    他最怕别人的怜悯,本想不去,无奈小张昨天又来催请;况且他也害怕食堂里逢年过节的晚饭——大师父放假了,小徒弟上阵顶班,饭菜味道总是差些,加上食者寥寥无几,情调备加凄清——因此昨天下午他就爽快地答应了。

    小张的年纪也有三十五六岁了,只是大家叫惯了,加上他们所里另有一位老张,为免混淆,这“小”字就去不掉了。他是物理所的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脑筋很敏捷。虽然出身不好,却能乐天知命,也知道安分守己,因此,文化革命期间倒也没有吃过大苦头。耿尔是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以后,小张又来向他请教地球物理方面的数距问题,彼此就熟悉起来。也许正因为两人不同在一个研究所,小张又不住科学院的宿舍——他住他太太的机关宿舍——所以比较敢于同耿尔来往。以前他常请耿尔去他家玩,可是他自己却一年都难得到耿尔宿舍来一次。

    无论如何,我是应该去探望他们夫妇的,他一边啜着咖啡,一边想着。他们确是真正关怀过我,虽然小金和我没有结成婚,但小张夫妇是尽了力了。

    小金是张太太的表姐,七一年的春天到北京来玩,住在小张家,小张特地介绍给耿尔。未见面前,他先坦白告诉耿尔:小金是新寡,但没有子女,年纪刚满三十,皮肤很白,但眼睛不大。“师範学院毕业的,也算大学生了,不太合乎你的条件就是。”他说着,忍不住微笑起来。

    嗳!不但耿尔当时听了脸红,就是现在回忆起来也是怪难为情的。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从前为什么那么天真,一踏进国门便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终身成为笑柄。那还是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事。一位领导同志找他谈心,问他有什么愿望。他当时坦白地说,很想早些结婚。领导同志连连点头,倒不曾说什么。不久,一个同事偶尔与他聊天,问他理想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他信口说道:最好是大学毕业生,大眼睛,白皮肤,三十岁不到。谁知这话传出去了,人人窃笑摇头,说他条件太苛。等耿尔知道后,已经后悔无及。

    不过与小金第一次见面倒是令他满意的。她生长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自有一份妩媚。身材纤小,皮肤白皙,瓜子脸蛋,剪了俗称华侨头的短髮,且修眉皓齿,落落大方,耿尔一点也看不出她是三十岁的已婚妇人。小金似乎也一见便中意他。当张太太建议他在劳动节那天带她去逛颐和园时,她不但没有推却,还兴致盎然地与他约了会面的地点。果然,那次出游很愉快。这以后,每逢星期日,耿尔都约她出来玩。

    自从失去了小晴,他便尽力想忘记她,特别是在认识了小金后。不久,他便发现他的努力全是白费的。他只能期望往事的阴影不要影响了他的婚姻就好了。这两个女人很不相同,他有时忍不住要加以比较。

    小晴刚坠入爱河时,还是个成长中的少女,性格虽然倔强,对未来仍充满了憧憬和梦想。小金却是成熟的妇人,不存任何幻想;她懂得享受,又讲求实际,也会精打细算,肯定是个好主妇。价值的观念在小金的脑海是根深柢固的;什么事物到她跟前,她都要问个“值不值得?”耿尔有时都不敢想像,自己在她眼里值多少。但是她对耿尔十分温柔体贴,这是从开始认识以来他便体会到了。她是个健谈的人,然而一旦发现耿尔陷入沉思中时,她会抑制自己,陪他默默坐着;虽然无法与他神魂相交,却也绝不会打扰他。她喜欢洋玩意儿,最喜欢耿尔带她去吃西餐。儘管他觉得那牛排烤得味同嚼蜡,她却吃得津津有味。而他百吃不厌的羊肉火锅呢?她尝过一次后就兴头不大。

    那年中秋节到来时,他带她来宿舍里喝咖啡——也是有意让大家知道他有对象了。一进门,还来不及落座,她赶忙把他这两间房的家巡视了一番。她对桃花心木的弹簧床、衣柜和冰箱等,讚不绝口,还爱不释手地一再抚摸它们。

    “多漂亮的床!多好的木料,你真该多带些家具回来!”

    耿尔倒不好意思起来,微红了脸,不知所云。她哪里知道他多么后悔运这几件家具回国,几年来为此揹了沉重的精神包袱。我要的是一个老婆,不是恋人,他一再提醒自己。小晴也知道他有冰箱,而她看都不想来看一眼。多么不同的女人!

    他仍顾忌自己的年龄,足足大她十六岁,因此迟迟不敢表示。善解人意的小金在这方面给他不少的鼓励。她常暗示,甚至明说,他身体健壮,不显年纪,而且步履如飞,和小伙子没有两样。户口检查更是大大帮了他的忙。七一年时,“一打三反”运动正处于高潮,为了迎接国庆,北京市限制外地来的户口。凡是没有公务需要在北京处理的人,街道委员便来动员他们及早离开。小金住了四个多月,街道委员已经来动员她三次了,限她国庆前一定得回桂林。小张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耿尔。耿尔第二天下班后,便去找小金出来吃晚饭,就在饭馆里向她求婚。她高兴又大方地接受了,没有丝毫娇羞的儿女态。相反的,她告诉耿尔,要及早递上申请结婚的报告。接着,她立刻取出了纸和笔,就在饭桌上写下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和工作简历,当场交给他。

    “我会在桂林一心一意等着你。”她睁大了小眼睛温柔地望着他,白嫩的手贴着他的手。他很高兴,紧紧握着她的小手。在喧哗的人声中,两张笑脸默默相对着。

    于是,在十月一日前两天,耿尔为她打点了车票,买了很多的礼物,和小张一起送她上了南下的火车。等国庆一过,他便把申请书交了上去。研究所里的同事听到他要和一个漂亮的小寡妇结婚,都向他道贺。有些女同事见了面,还表示愿意包办他结婚的一切琐事。那一阵子,他浑身轻鬆愉快,走起路来飘飘然的,有时还不自觉地哼了一句听熟了的样板戏。

    自从递上申请书,他便处在兴奋的等待中。半个月后组长才对他说,上面正在慎重考虑他的申请,一有决定便会告诉他。他一听便有些胡涂了。慎重考虑?是我耿尔结婚呀,他想,怎么要劳别人来考虑呢?然而数年来的生活经验告诉他,接受一切安排是为上策,所以他也没说什么。到七一年底,仍是石沉大海一般,他开始焦急起来。

    有一次,他就厚着脸皮去讨回音。组长告诉他,院里正着手调查金同志的家庭背景,请他耐心等待。他还是没说什么,虽然心里有些气愤。每当接到小金热情洋溢的信时,他因为没有佳音可以奉告,总感到无限惆怅。

    不久,他去江西的农场劳动了半年,这事也就搁置起来了。接着,他又到外地出差了几个月,回来时已经是七二年秋天。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失去讨回音的勇气了。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来,都是关係着领袖和国家安危的大事,个人的婚姻又算什么呢?

    有一天,政治学习休息时,组长同他闲话家常,无意似地问他是否仍和小金来往。不知道是出于警惕,还是下意识里悲观失望,他随口说:“早不来往了,她现在哪儿都不清楚。”

    不料组长一听这话,似乎正中下怀。他很知心地对耿尔说:“不来往也好。她出身不好,父母都是地主,丈夫的成份也不好,公公前身还是桂系的军阀呢——丈夫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受审查,审查没结束就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了——因此政治面目不清。当然,共产党一向执行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但是她个人政治表现又一贯不积极。她本是中学教员,七○年被下放到农村,藉口父母健康不佳,赖在桂林不走,后来又跑到外地好长一段时间,总是不务正业吧——我们科研单位,保密性较高,这样背景的爱人并不理想——领导很关心您的婚姻问题,同事也帮您留意——”

    组长还说了不少话,只是耿尔没有听进去罢了。他只暗暗庆幸自己究竟活了一大把年纪,尚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不但没有暴跳起来,反而彬彬有礼地点头赞同。然而在他心底深处,他听得见自己绝望的呼喊: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在科学院?

    他原是自叹命苦的,可是等到更深人静,铺开信纸要回信时,他却同情起小金来了。真的,她又犯了什么大错,现在竟要为父母和已故的丈夫揹黑锅?说她不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贪慕虚荣,留恋城市,然而他总算也去过农村,实在没有心肠去责怪她。他看出他们的结合显然是无望了,怕她白等,误了青春,但是又不忍心告诉她真相,因此迟迟不能下笔。最后,他只好含糊地说:领导认为他们年纪不相称,而自己也深感不堪匹配,请她原谅并另谋幸福之路云云。

    信寄出之后,他真是百感交集:既觉得辜负了小金,自己又不胜委屈;想找个地方大声咆哮一番,偏无这种场所。同时,他又不愿意领导和同事看到他的失望,也怕别人笑话他娶不成老婆便心灰意懒,因此,他必须隐藏自己,而这是最吃力的了。

    很快地他便发现自己容易疲倦,渴望着休息但又失眠,工作时思路滞塞,一向引以自傲的记忆力也出现了衰退。他不用找医生便知道这是典型的神经衰弱症,无药可施的。偏偏就在这个时候,林彪事件披露了,一时叫他莫名其妙。中央文件和秘密传说又搅得他头昏眼花。他始终弄不清楚,是谁受了骗,他,林彪,还是毛泽东?他觉得连最后一点信仰也扬弃了他,就像盲人失去了手杖,叫他走投无路。于是一点点的感冒便使他躺倒下来了。由于多少年来他都不曾病过,领导和同事非常关怀,慰问有加。他也乐得多请了几天病假,虽然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病,只是需要休息,需要睡眠,睁开了眼睡眠。

    接到小金的回信时,他已经病好又上班了。她仍是温柔体贴,只在叙述往事时含蕴着无限的眷恋和隐约的失望。她珍视这份友谊——她在信尾说——希望继续通信。知道她没有责备自己的意思,耿尔心里稍为好过些。聪明的小金一定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许是小张告诉了她。小张的嗅觉灵敏过人,準打听到了这事的来龙去脉,虽然他俩彼此都避不提它。他相信小张不会责怪他;俩人见了面仍是一团和气的,只是两家往来稀疏了。

    他算了一下:可不是,整整两年不曾踏进张家的门了。“玲玲和婷婷都念着你呢,”小张昨天说。这两个小女孩以前同耿尔很要好的。

    过年了,我得给孩子买些礼物,他忽然想起来。瞧了一眼座钟,四点了。咖啡早喝光了,他把杯子照旧送进水槽里。然后他低下头来打量自己的衣服。见两只裤脚管都沾上了泥污,他就决定只换一条罩裤算了。从卧房的衣橱里找出一条毛的确凉外裤来换上后,他摸摸棉袄口袋里的皮夹子,手提包也不拿,戴上了帽子、围巾和手套,就带上门走了。

    小张家在西直门外,不过他还是先骑车进城,到西四的大百货商店买东西。除了新贴的大红门联——全是革命的贺年口号——街上也并没有特别的节日装饰,但人来人往,自有一番喜气洋洋的景象。百货商店里仍有很多顾客。耿尔简直不相信,竟有这么多的人同他一样,需要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刻来抢购东西。他先到糖果饼乾柜檯去排队,一面端详着玻璃柜里摆着的罐装饼乾。

    “要啥?”服务员问道,眼皮却垂了下来,似乎疲倦得随时可以睡着。

    “要一听泰康饼乾。”耿尔指指最大最漂亮的一罐。

    服务员抬了下眼皮,斜睨了一眼,便不耐烦地说:“不卖!”

    “那……”耿尔有些不知所措了,“那么,哪一种是卖的?”

    “您要高价的?”服务员这才睁开了眼,好奇地打量着这位顾客。

    “是,是。”

    服务员拿出一罐天山饼乾来。“八块半。”

    “要不要粮票?”耿尔身后一个操外地口音的顾客先开口了,同时挤上前来,羡慕地用手摸着这罐饼乾。

    “高价的,当然不收粮票,”另一个顾客抢着回答,带着讽刺的口气。“八块半哪!顶多是两斤装的,散装的一斤两块钱都要不了!”

    耿尔正想开口,突然身边又伸出一双手来。

    “给我也来一听!”

    人家看,原来是一个解放军,他另一只手已经捏了一张十元大钞了。

    “行!行!”服务员满口答应,似乎一剎那间精神抖擞起来。

    “我还要一盒巧克力,”耿尔赶紧说,“如果有听装的话。”

    “没有听装的。这种锡纸包的不是很好吗?”服务员说着,一边热心地指点给他看。“上海的,送礼很大方的。”

    “好,好,给我二十块吧。”

    “二十块?”服务员这次瞪大了眼睛。“一共就剩这几块了。”

    他把它们全拿到柜檯上。

    “行,行。”耿尔说着,连忙掏钱,“麻烦你把这两样包在一起。”

    等服务员包好,找过零钱后,他急忙挟了包裹,在众目睽睽之中下,逃也似地离开柜檯。幸好卖腊肉的地方顾客不多,他很顺利地买了几斤湖南腊肉和广式香肠,包成一大包。又到水果摊买了一些香蕉苹果,看看两手全满了,而时间也不早,他才走出去,小心地把它们綑在车后的书包架上,剩下一包挂在扶手中上。然后,他慢慢地往西骑回去。

    六点还不到,天已是又暗又冷。城里很热闹,出了西直门,街上就冷清了许多。来往的车辆似乎开得快些。那些骑单车的,鼻子和嘴都蒙上了白布口罩,微俯着前半身,使劲地踩着车子,想赶回家吃团圆饭。耿尔让了好多人骑到他前头去,他想他大概是唯一不必焦急赶路的了。弯进小路后不远,就到了张家所在的大宿舍区。两年不来,他似乎有些陌生了,可是还记得小张是最后一栋宿合,靠近动物园。果然,很快便找到了。他把车停在门口,正要解下包裹时,门便开了,小张探出头来。

    “老耿!你来了!”他赶紧出来。

    “嗨,小张!来早了吧?”

    “不早,马上就吃饭啦!”说着,小张帮忙耿尔取下包裹。“来就是了,干嘛又带这么大包小包的!”

    “过年嘛,给孩子的。她俩都好吧?”

    才说着,两个孩子就站在门口了,身上穿着色彩鲜豔的毛衣。大的倚在门边,小的三步併作两步地跑向耿尔,拉着他的棉衣角,仰起小脸蛋问他:“耿伯伯,您好久不来玩了。”

    “啊,玲玲,妳长这么高!”耿尔弯下腰来,很高兴地抚摸着她的小髮辫。“唸小学了吧?”

    “还没有,”她爸爸代她回答,“她是九月一日生的,去年名额太少了,挨不上,只好等秋天上。那时整七岁,该没问题了。”

    “怪可惜的,不过,迟一年上学,其实也无所谓。”耿尔安慰地说。

    “真是的,”小张也同意,“将来到农村去,年纪大些反而好,锄头拿得动些。”

    “耿伯伯。”大女孩向客人招呼了,神态很斯文,略带些矜持。

    “啊,婷婷,我快不认得妳了,越长越漂亮!几年级了?”

    “四年级。”她红了脸回答,同时闪开身子,让大家进屋来。

    才跨进门,耿尔便闻到一股糖醋排骨的香味,厨房里还传来菜刚下锅的哗啦声。

    小张这一间半房的家——另外一间房很小,放了一张床后就只剩下走道了,所以小张一向戏称它半间——与耿尔的正好相反,摆设得异常紧凑。十平方尺大小的房间,容纳了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兼饭桌,还有书架和缝衣机等,不但床底下令堆满了东西,不当时令的蚊帐和草蓆都悬空挂起来。

    “请坐,请坐!”

    小张一边招呼着,一边把两包东西放在床上。耿尔环视了一下,只有缝衣机上有空间,便把手中的一包腊肉搁上去,这才在桌旁坐下来。桌子就摆在床跟前,节省了一把椅子。小张自己与耿尔隔着桌子坐在床上,两个女孩立刻偎倚过来,一边一个。耿尔看桌上已经罗列着碗筷,一碗红烧肉在冒气,一个荤素相间的拼盘端正地摆在桌子当中。

    “你爱人一向可好?”

    “好,好,跟我差不多,全忙着学习文件呢,逐字逐句地推敲着。”

    正说着,张太太端着一盘菜,笑吟吟地走过来。

    “耿先生,您好!”

    “好,好,谢……”

    他刚起身,话还没说完便愣住了。随着张太大身后,另一个女人也端了碗菜走过来。

    “小金……”他惊讶极了,一时呆站着,不知说什么好。

    “你好,老耿。”小金虽然笑容满面地招呼着他,但神色之间究竟透露些慌张。

    “妳……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半天,他才捡起了话头。

    “刚来两天罢了。”张太太替她表姐回答。

    “坐吧,坐吧。”小张殷勤地招呼着大家。

    张太太把两碗菜安置好,便拉着小金坐下来。“金姐,您甭到厨房来了,我回头把汤热了就端来。您就张罗着开饭吧。”

    一招呼完,张太太抓起腰间的围裙,揩了一下手,又赶回厨房去。

    乍看之下,小金仍是老样子,穿着较鲜豔考究,短髮收拾得十分齐整,微笑时露出迷人的酒涡。她仍是落落大方,但眼光似乎不如往昔那么炯炯有神。是的,耿尔清楚地看到,她两边眼角都出现了鱼尾纹。

    我们都老了!他忍不住在心里喟叹起来。

    “妳好像瘦了一些。”他对她说。

    “是吗?”她回答的语气略带着遗憾,同时下意识地用手整整她那梳得溜光的短髮。

    婷婷端来了个大棉袄饭罩子。小金打开了罩盖,取来饭碗,开始给大家盛饭。小张去书架上取来一瓶樱桃酒。

    “好家伙!你哪儿弄到这酒的?”耿尔颇为惊讶地问。他并不特别喜爱这种甜酒,但物以稀为贵,这种酒在市面上是买不到的。

    “哈,不简单!”小张得意地说,一边找器具来开酒瓶。“我们研究所里的英国佬老罗,你知道他吧?元旦时,他有个英国来的老同学到北京探亲,也顺便来看他。我灵机一动,便託老罗转託那个外宾在友谊商店买点东西,结果弄到这瓶酒和两件上海出品的毛衣。那毛衣,嘿,价钱和市面的一样,质量可好多了!”

    不一会,张太太端出一锅全鸡汤来。因为桌子不大,加上两个孩子自己也高兴,小张便让她俩端了饭菜到隔壁房里吃去。等张太太解了围裙,在小金对面坐下来,小张便端起酒杯,对着耿尔说:“来,乾杯!希望明年大伙儿都来好运。”

    “祝大家春节万事如意!”小金接着祝贺道。

    这两个女人都不惯喝酒,张太太还喝了半杯,小金只呷了一口便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杯子。耿尔不知道她在想什么,也不好意思问她什么事到北京来——元旦前收到她一封信,丝毫也没提到来京的计划。他更想知道这次能住多久,只是找不到机会开口。饭桌上的话题总围绕着国内的局势,周恩来继续掌舵和邓小平正式上台等等。

    “老的当家总是叫人放心点,”小张突然感慨地说,“这几年真是反反覆覆太多了!每次左派势力抬头,大家都跟着倒楣一次。”

    “你这右派言论只好在家里放放,否则準给你一顶帽子戴!”张太太微笑着警告她丈夫。她是个很和气的女人,矮矮胖胖的脸上总少不了笑容。

    “咳,你放心。我在研究所里一向是看风转舵,永远紧跟的。”小张不在乎地说。“上次结合周墓出土文物而批林批孔,我那篇发言稿子还被宣传组的人要去哩。”

    “小张的笔桿子确实有一手。”耿尔忍不住讚扬他。想到自己每逢写政治批判文章,要遍索枯肠,咬文嚼字,比小时候造英文句子还艰苦时,他不得不佩服小张的本事。

    “哪里的话,”小张倒谦虚起来了。“比起考古所的小伙子,差远了。说真的,这几年掘出不少的东西,他们可兴奋极了。只可惜整理、化验和保存的工作跟不上,有些文物出土后已变色,也可能变质了。”

    大家正在惋惜着,张太太忽然又笑起来了。她说:“天晓得你是怎么结合着批林批孔的!上次我们那个批判大会上,有个工人代表发言。起先他还照着稿子唸,后来激动起来了,就自己讲起来,说:林秃子说过,新中国要回到孔夫子的时代,多数人做奴隶,少数人当贵族老爷;同志们,这样反动的话,我们能答应吗?我们在台下的当然大声接着喊:一万个不答应!可是彼此面面相觑,不知林彪几时说的这种胡涂话。”

    “处处是依样画葫芦。”耿尔听后,笑着下了一句按语。

    “只要紧跟就对了。”说完,小张又给耿尔注满了酒杯。“来,老耿,还是这个好!有酒当歌,人生几何呀!”

    大家就这么吃吃聊聊,无拘无束的,十分融洽。耿尔发现小金今番不如以往那样活泼健谈,但反而显得端庄娴静,格外可爱。他私下里希望着她这次能像上次来京一样,住长久些;他渴望同她在一起。一年多不见她,现在突然又坐在她身边,耿尔在兴奋之余,又感到安慰,好像长久累积的倦怠一下得到了抚慰。望着她白里泛红的脸颊,捏着筷子的小手,他突然不能抑制自己心跳的加速。许多互相依偎的情景涌上了脑海,特别是在桂林那两天——

    正巧,就在他失神的当儿,张太太谈起桂林来了。她童年是在桂林过的,现在每讲起来,仍旧无限地怀念着那“千山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地方。

    “妳还常去七星岩吗?还有新发现的芦笛岩?”她问她表姐。小金还来不及回答,张太太已放下了筷子,颇为羡慕地说下去:“我不知道哪辈子能再去桂林!妳现在可美了,不用担心下放到农村去。其实,依我说,也不必急着分配工作——”

    小金立刻打断了她表妹的话。“妳今年夏天就找个藉口,请几天假来玩吧。”接着她转向耿尔,含着笑说:“桂林比以前更美了,你有机会到广西出差,一定要再来一游。”

    “不美怎么行?”小张说,“外宾到中国的必游之地嘛!”

    听到“外宾”两字,小金对耿尔说:“你还记得韩素英吗?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她在香港大学演讲的消息。她讲了我们许多的好话呢。”

    “当然记得。”耿尔说着,不禁微笑起来。他也看到这则消息,还记得韩素英的演讲题目是“我怎样认识中国的”。

    真的,他怎能忘记呢?虽然他还不曾向人提起过这件事。

    七三年初夏,他去广西考察地质。工作任务完毕时,同行的年轻同事建议耽搁两天,好让他赶回老家探望一下双亲。耿尔乐得成全他,便约好在桂林等他。小伙子走后,他立刻去探望小金。小金真是喜出望外。见过她父母后,两人便计划如何度这两天意外的假期。她说从桂林到阳朔这段水路风景最佳,所以,第一天两人一早便去码头排队买票,终于幸运地挤上了一条船。

    船驶过穿山后,灕江两岸的风景真是美得叫人啧啧称奇。耿尔几乎走遍了北美洲,见历了多少自然奇观,但如此秀丽的山水确真少见。

    灕江的水澄清得出尘脱俗,白云、蓝天和千姿万态的山峰倒影在江中,水天一界,他自己彷彿行驶在边际,飘飘然不知迈向何方。他就这样出神了好久,直到小金碰碰他的膀子,他才醒过来似地,随着其他游客的目光望去。原来离他们这条船一百米不到,正浩浩蕩蕩驶来另一条汽船。那船首昂然坐着一对男女宾客。男的高鼻黑脸,像足印度人模样;女的显然混有东方血统。旁边的人全是中级干部的打扮,众星拱月地陪着这对外宾。茶桌上摆着精緻的茶具、西瓜和点心等等。耿尔觉得这位女宾的脸孔很熟,像在哪里见过。

    “啊,是了。”他突然想起来,便悄悄对小金说:“这就是韩素英。我以前在电视和电影里见过她。”

    “啊,真的?”小金听了,不禁张大了眼珠子,眉毛扬得高高的,好奇地瞪着这位外宾。“报上登过江青接见他们的消息。这么说,那印度人模样的不就是陆先生吗?我还以为她丈夫既姓陆,是个中国人呢!”

    韩素英夫妇显然也极欣赏这两岸的风光,不时指指点点,神色很愉快。不久,他们的船赶过耿尔的,驶到前头去了。耿尔立刻忘了他们,又陶醉在迷人的景色里,耳朵一边听着小金讲述沿途的景致:白果滩,美女照镜——

    忽然,他又感到人群骚动起来,这才发现,原来韩素英的特别游艇就在他们船前边,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

    “怎么一回事,同志?”他问旁边的人。

    “好像外宾船上的马达坏了,”旁边的人回答。“我们的驾驶可能要帮他们修吧。”

    “这一耽搁,我们要迟到阳朔了。”另一个客人有些焦虑地说,斜眼瞧瞧自己的手錶。

    然而这特别客艇的马达倒是很快便又响起来,接着就开走了,只留给耿尔最后一瞥韩素英谈笑风生的丰采。他们的船越离越远,耿尔的船却一动不动地停在江中。以后,大家才被通知,旅程取消了,因为外宾的船取走了本船的马达。

    真的,耿尔怎能忘记那几十个旅客失望愤怒的脸色?

    “这种事倒也不稀奇。”张太太在听完耿尔的叙述后,只轻描淡写地评了一句。

    “问题是,”耿尔说,“我们那船多的是赶路的旅客呀!”

    小张摇头了。他对耿尔的固执颇不以为然。“你忘了,老耿?”他笑着问。“虽然林彪讲的话现在每一句都是毒草,但他在天安门上说的那句‘文革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收穫是最大最大最大’倒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政治收穫最重要。几十个人赶不到阳朔,回不了家算什么?但是韩素英在国外讲一句好话,那宣传效果有多大!”

    “但是,问题是……”

    然而,耿尔现在也说不出来问题究竟在哪里。韩素英本人又作何感想?他未免感到好奇。但是这问题似乎愚蠢又多余,所以,他就哼都不哼一声了。

    很快,话又转到物资供应上去。大家热烈地交换着各地的供应情况,诸如桂林买不到什么,北京能买到什么,什么货品需要“供应证”等等。又从而扯到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性的通货膨胀,谈论着智利百分之百的通货膨胀率。

    “倒是我们物价稳定,钞票也不贬值,恐怕是举世少有的了。”小金也发表了意见,引用了报章上的话。

    “儘管买不到东西,买到时价钱倒是不涨。”小张笑着接下去说,对耿尔眨了眨眼睛。

    耿尔也笑了。他知道小张想到走后门和友谊商店上头去。

    到了九点半,水果吃过了,耿尔才依依不捨地起身告辞。他惦记着要约小金出来玩,只是没有机会开口。

    “老耿,没有事常来坐坐嘛,”小张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爱人和我很随便的。孩子们也欢迎你,她们以后还要跟你学英文呢。”

    “我一定来!”他忙不迭地答应着,同时爱抚地拍拍小玲玲的肩膀。在心里,他是有些惭愧的。过去这两年来,他竟是迴避了这一家人。

    小金去隔壁房中取来一只编得细巧的竹篮子给耿尔,篮里盛了一瓶桂林辣豆腐乳和一瓶三花酒。“没有好东西带给你,一点土产而已。”

    “小金……”他看看篮子,又望望她,一时感动得不知如何表达谢意了。些许甜酒已使小金两颊绯红,眼睛发亮,格外地迷人;那新添的鱼尾纹反而加强了脸部的表情,使得浅浅的微笑更富有内容。酒和一晚上愉快的气氛,也使得他浑身暖和,脚底都感到轻快。突然,他下了个决心:我要再打一次申请结婚报告!这次得给周恩来写信,必要时把美国的老同学都拉来帮忙。本来,桂林出差回来后,他曾打算再努力一次,可惜批林批孔运动又来了,他只好让步,一直拖延下来。想到此,他只能责备自己行动太迟缓。

    “我送你出大门吧。”小金说着,随即去取帽子和手套。

    已经穿戴整齐的小张听了,正中下怀似地赶紧摘下了帽子。“那我就不送你了,老耿,有空常来玩吧。”于是一家四口很亲切地把耿尔俩送出了家门。

    外面虽然是零下的气温,天寒地冻,寒气袭人,但有小金走在身边,耿尔感觉不到丝毫的寒意。望着扶手上挂着的小竹篮随着车行而摇晃,他温暖了的心也不觉跟着摇晃了。

    “小金。”他低低地喊了她一声。

    “嗯?”

    她仰起头来看他。两人默默相视了一眼。小金又低下了头,耿尔的脸却绽开了笑容。他空出了左手,轻轻把手搁在她的肩上。远远传来一两声爆竹,点缀得除夕夜格外宁静。很久以来,他已经习惯了寂静和沉默。直到此刻走在小金身旁,他才尝到静默中的安宁。这样难得的愉快心情反而使得他不想开口说话,而小金也知己似地保持着沉默,唯恐打破了这温馨的一刻。

    两人就这么默默地走到了西直门外大街上。

    “老耿。”小金忽然先开了口,音调微弱而迟疑,脚步也同时慢了下来。

    “嗯?”

    他低下了头,深情地注视着被黑色风雪帽包住了大半个头的脸:搁在她肩上的手轻轻地把她身子拢向自己。

    “我……”她欲言又止,却只把眼睛怔怔瞧定着他,像在探索,申诉,甚至忏悔什么。他摸不着她的意思,第一次发现这对小小的眼睛竟然含蓄了如此深奥莫测的情意。

    “怎么了,小金?”

    困惑地,他煞住了脚步,上半身微俯下来,焦急地望着她。

    突然,她避开了他的眼光,转过脸去,然后颇为费劲似地,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我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他嘴里跟着重複了一句。瞧着那包头的风雪帽,竟觉得那颜色太黑了;搭在她肩上的手慢慢地滑落下来。

    她立刻转过身来,仰面正对着他。

    “你生气了。”她急切地说,眉头突然地皱起来。“你以为我不肯等……我没有办法呀!”

    她最后的声调不仅悲切,简直是抗议的语气。

    “都是我的错。”他终于开了口,立刻觉得吃力之至,嘴唇乾燥得要裂开似的。

    “不要那么说吧。”看他那么失望,她更加伤心了。但是,她立刻压制自己,放柔和了声调,劝解地说:“我出身不好,再等下去,也误了你。”

    也许听到自己语气太僵硬了,他忽然感到非常对不起小金。她怎能再等呢?他不禁深深责备起自己来,我没有给她多少希望,我太自私了。

    因为站着不动,他开始体会到刺骨的寒冷。他不得不提起了脚步,一手扶着小金,一手慢慢推着车子走。

    “我很高兴妳结了婚,小金。”

    他先打破了沉默。听到自己强作镇静的声音,他不免佩服自己的克制力。

    “妳完全做得对,只要妳得到幸福,我心里都是高兴的。”

    小金低着头,默不作声。

    “妳爱人……他现在哪里?”他故作轻鬆的问,虽然“爱人”两字引起一份酸溜溜的感觉。“妳瞧,我虽然失去了爱人,却意外得到了一个朋友。”

    小金感激地瞥了他一眼,这才开口说:“他是个老干部,身体不好,年纪也大了——反正是,一直在吃老本,十多年来,都是在家里养病。两个孩子早成家了,全在东北工作,所以他也不在乎别人的批评。领导知道他需要人照料,自然,就不叫我下乡了。”

    可怜的女人……耿尔觉得从来没有像眼前这刻这样怜爱着她。

    “怎么不同妳一道来北京玩玩呢?”他说。“换换环境有时很有益于健康的。”

    “明天就来了。”她淡淡地说。

    明天!措手不及似地,他的脚跟差一点捲进了自行车的后轮。为什么不一道来?他几乎冲口而出。但小金脸上那种放弃一切,听天由命的表情叫他闭紧了嘴。

    两人默默地走过了一盏路灯。背后的灯把他们的身子投影在路上,他们就踩着这黑影往前走着。

    “小金,”还是他先开口——沉默使得他的胸口闷得难受——“妳是个很勇敢的同志。我相信妳爱人不会亏待妳的。等他来时,请妳打个电话给我,我要好好地招待你们夫妇。”

    “老耿……”她突地停住了脚步,仰望着他的脸,不住地摇着头。终于她说了:“我们最好不再见面。”

    不再见面!他感到心上被什么重物撞了一下,又引起了那种麻木的、持续的钝痛感觉。他怀疑,有生之日,这钝痛的感觉会有消失的一刻。

    “老耿,你一定要了解我才好,”她几乎是在恳求他了,“我会忍受不了……我一定忍受不了!”

    精明能干的她竟一下子失去了自制,眼泪全涌了上来。她也不去擦它,随它一颗颗往下淌。

    “我不送你了。”她忽然说。

    就在她转身要走的时候,耿尔抓紧了她的肩膀。“我送妳回去。”

    她果决地摇摇头,正好把泪珠都甩掉了。

    他已经把自行车掉过头来,但是看她非常的坚决,他只好裹足不前。她抽开了身子,再望了他一眼,然后低低地道声“再见”,就独自走了。她越走着,脚步越快,最后竟低了头,小跑步地转进了一条巷子。

    耿尔呆呆地望着她走过的马路,空蕩蕩的,杳无行人。附近突然传来一阵爆竹声,夹杂着孩子的欢呼,这才把他拉回现实来。寂寞地,他又把车子掉转了头。夜已深了,只是他太疲乏了,只好推着车子徐徐步行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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