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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秀兰

    七一年的夏天,南京雨水多,草木格外茂盛。做为“小学生管理组”的管理员,我每週的大事之一便是带领孩子们整理管理组前面的草地。

    我们这个管理组收容了三十多个小学生,由三个水利学院的女教员照料生活起居。小学生的父母全是本院的教职员工,因为夫妇全在苏北的农场走五七道路,家中又缺老人照料,就把孩子寄托在这里。人数虽不算多,但住宿文娱等需要,也佔用了水利馆大楼六、七间教室,正好一排朝南,于是,大楼前面的这一大片草地的整修,便划归我们管理组了。入夏以来,几场大雨,草长得飞快。三个老师商量了,决定每逢週末由我带领孩子们割草,整治花木。

    八月初一的一个星期六上午,我和孩子们照例在水利馆前劳动。几个五、六年级的男孩子陆续溜掉,跑到对面的清凉山玩去了;剩下些低年级的学生和女孩子倒是干得挺欢的,有的用手拔,有的舞镰刀,非常带劲。看看日正当中,大家都汗流浃背了,而花木理得整齐,杂草也除尽了。正想收工时,忽然看见工宣队的马师傅三步併作两步地匆匆赶过来,一路直朝我招手。他脸上汗水淋漓,却顾不得抹一把。

    看他这紧张模样,我的一颗心立刻提得高高的,唯恐那几个溜上山的孩子闯了什么大祸。有一回,张小兵上树掏鸟蛋,不幸跌下来受了伤,马师傅也是如此慌张地跑来通知我。

    “马师傅。”我连忙迎过去。

    “陈老师,我有事找你!”

    简短地说了一句后,马师傅立刻掉头朝小学生管理组的办公室走去。

    我只好喊孩子们去洗手準备吃饭,另外留下王超英姐妹俩善后,把晒得灰软的草耙拢了运走。吩咐完,我提着一颗心,也急急朝办公室奔来。

    马师傅正烦躁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一见我进来,他立刻把门关上。

    “任秀兰跑了!”

    他劈口就说,一只手使劲地搔他的后脑勺,焦灼万分却又无可奈何似的。

    “任秀兰?跑了?”

    怪不得马师傅紧张,连我也吃了一惊。这任秀兰是我们水利学院的前党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度是炙手可热的左派人物,目前却是关在学习班里最重要的一名对象——水院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头号人物。她丈夫是南京军区某部的政委,造反派起来时,曾出谋策划,也红极一时,不料政治运动一来,竟是第一批关进了军区学习班。任秀兰的罪状之一便是串连军区和院校,据说是南京部队反革命份子伸向地方的一只黑手。像她这样的人跑掉,情况自然是很严重。

    “跑了!”马师傅说着,就像自己被骗一般,气得把一张皱纹纵横的老脸拉得长长的。“今天早上八点不到的事。这家伙骗人说上厕所,就溜了!”

    只是,怎么跑得掉呢?我惊异之中又不胜纳闷。每个学习班的对象都有五、六个人包围着,白天、晚上在一起“学习”,夜里有人同室睡,吃饭、如厕都有人跟随。所有房间的窗户都用木条打横竖直地钉死。看守得这样严密,脱身谈何容易!何况,还是从厕所溜掉,我想任秀兰真有些神通了。

    “厕所的窗户不是钉死的吗?”我问。

    “哎呀,那木条不知什么时候,给她弄鬆了两根,卸了钉子啦!这些看守的,吃饱了饭不知干什么!他妈的!”

    马师傅终于骂了出来。

    工宣队的人用三字经,我们都听惯了,不再觉得逆耳——尤其是出自马师傅这么一个和气的老头子。他本来是南京化纤厂的扫地工人,被派来水院和军宣队一同佔领上层建筑。地位变得显赫,人倒从来不摆架子,仍是态度谦虚,一团和气的。开会时,他常哈下腰,拱拱手说:“我来向大家学习!”因此,他几乎成了唯一受欢迎的工宣队员了。可惜他没有文化,毫不识字,平常只管一些生产建设的事。我们的小学生管理组便属于他管辖。郁老师、夏老师和我常向他请示彙报,彼此处得也颇融洽。

    “任秀兰跑不到哪里去的,”我安慰马师傅,“到处都在捉五一六反革命份子,跑了也是无地容身。”

    “难说!”他没有把握的摇摇头。“暗藏的五一六份子太多了!不过,她身上没有带钱包,钞票、粮票全没有,除非有人接应,要不,兔子尾巴长不了!”

    一听任秀兰身上什么票也没有,我不禁暗暗替她担心起来。

    “清凉山搜过了?”我问。

    “早搜了,就是没得影子!我来找你就是这件事。你瞧,清凉山这么大,树多,草又密,躲个把人也不费事。刚才院里开了会,要让小学生帮帮忙,到山上搜去!”

    我一听,登时怔住了。要带三十多个大小不等的孩子到山上去转悠搜查,这责任可不轻呀!但是怎能拒绝上头派下来的任务呢?

    我只能说:“没问题。”

    马师傅点点头,脸上也有些歉意。

    “本来不该来麻烦你们三个老师,家里都有餵奶的娃娃嘛!但是院里实在短人。全院二十几个学习班,跑了个任秀兰,抽也抽不得人,还要加强看守哪!事情又要保密,怕洩漏出去,五一六的同党知道了,又闹出什么事来。”

    说到此,马师傅忍不住又连连搔他的脑袋。

    “实在缺人缺得紧!”他说着叹口气。“能派上用场的人全派上了。大街小巷要搜查不说,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得有人把守。院里是总动员起来了,成立了专案组,军宣队亲自抓。我想,我们管理组也要做出贡献。孩子们没事,让他们搜去,树上、草里细细翻一遍,天黑以前许能找到一点什么。”

    于是马师傅同我约好,等孩子们吃过中饭后,他再回来,会同大家一道上山去。

    孩子们一听说要上山搜人,个个兴高采烈。男孩的头头张小兵立刻去寻来几根棍子,分派给几个大的男孩子。女孩子也不肯示弱,王超英和王超美姊妹俩跟着去食堂同炊事员磨菇了一阵,也弄到几根木条。任秀兰是水院里出名的人物,孩子们在兴奋中都透露出一份早熟的严肃神色,连一年级的小毛娃也感染了如临大敌的气氛,说话细声细调起来。

    等马师傅一到,孩子们立刻一窝蜂地朝对过的山坡奔去,抢着往上冲。

    “排成一条线!排成一条线!”

    马师傅扯直了喉咙,沙哑着嗓音喊。

    “像梳头一样,别错过一个角落!发现什么要马上报告!”

    于是马师傅站东头,我在西殿尾,勉强拉成一道歪歪扭扭的人堤,慢慢朝清凉山拢上去。

    水利学院是傍着清凉山建筑的,与南京火葬场佔了半个山坡。除了虎踞关一带是军区常期驻扎外,其余便是无人管辖的地带,不少居民常来割草做柴火烧,也有农民来割草餵牲口或积肥的,虽是无人管辖,却并不荒凉。这天,我们浩浩蕩蕩地席捲而来,站岗的解放军因为事先早有情报了,并不诧异,倒是几个割草的老人,看我们个个弯腰弓背,几乎每一棵草都拨开来瞧,不免好奇地问:“找什么呀?”

    “丢了钱哪!”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丢钱?”

    他们瞇细了眼睛打量马师傅和我,显然不相信,但也不再搭讪,不久就收拾了家伙,悄悄下山去了。

    王超英姊妹俩正好排在我身边,两人一面拨草,一面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我偶尔听进了几句,是在讲一个叫史红的女孩子,似乎跟任秀兰有关係。

    “史红是谁呀?”我问超英。

    “史红的妈妈就是任秀兰。”她说。

    我早先就曾听过,任秀兰的最小女儿是个中学生,当过造反派的头头,走南闯北,锋头很健的。

    “你们认识史红吗?”我有些好奇。

    “我大姊跟她是同班同学哩!”超美抢着回答,言下有些得意洋洋。“以前她都是坐小吉普车来上学的,好神气!现在只好走路了,灰溜溜的,跟谁都不讲话。”

    “我姊姊的老师说,大家都要看牢她,怕她要自杀呢!”超英告诉我。

    自杀!看到小学五年级的女学生谈自杀而面不改色,我满肚子不舒服。

    “自杀什么!”我说,“她父母就算是五一六,也跟她没关係,划清界线就是啦!”

    “人家要她揭发她爸爸妈妈,她硬说他们不是五一六份子,死不交代,我姊姊他们都给她贴大字报呢。”

    到底是将门虎女,我心想,骨头就是硬。

    超英忽然停了拨草,很认真地盯着我问:“陈老师,任秀兰是五一六吧?”

    “嗯,”——这问题连我自己都感到怀疑——“是吧——工宣队或军宣队在大会上点的名,不会错吧?”

    给孩子这么一个不肯定的答覆,我自己都感到惭愧。

    说起五一六这段案子,当时我就糊涂。六七年我在北京时,听见人说有个高干支持的“五一六造反兵团”在天安门广场贴了条“砲打周总理”的标语,很快便被盖掉了。不久,江青点出几个反革命组织,里头有五一六这个兵团,以后便销声匿迹,早被人们淡忘了。想不到事隔了几年,全国掀起个一打三反的运动,这一打就是揪五一六份子。这次是自上而下地通知下来,大家才知道五一六是个极左组织,阴险毒辣,胆大包天,公然反对毛泽东的司令部,在上海砲轰过张春桥,在南京则指向军区司令许世友等等。许世友为了表示“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立即大张旗鼓,从军内到大专院校,一气追剿下来。

    南京的人本来对五一六极陌生,运动起来后才大梦初醒,听到有这么一个恐怖组织存在过,而且竟然还是文化革命期间此地一切凶杀、武斗、抢劫、破坏的总后台。南京又据说是五一六的老巢,黑线贯穿军内外,爪牙遍布全国。解放军的长城,岂可被挖墙角,自然要彻底清剿了。

    号令一下,南京军区、大专院校和工厂都纷纷圈起人来,一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了。我们水院的五一六份子——据军宣队的负责人在大会上宣布——是三位数字,即是说,至少一百人,也可能九百九十九个。全院的教职员工总共才一千人,大家听了不禁面面相觑,觉得除了自己,前后左右都可能是反革命份子了。

    南京大学一向是南京大专院校的样板,这次运动亦不例外。南大第一次召开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时,我也参加了,印象犹新。记得那天是烈日当空,两万多人席地坐在大操场上,场外戒备森严。五一六一个一个被押上高台,当众揭发控诉,没有一个不是声泪俱下的,有的还泣不成言,当场晕倒。这其中,有专司搜集毛泽东数十年来黑话的红色接班人,準备有朝一日效法项羽“取而代之”时用做砲弹;有抄搜图书馆禁书部的红卫兵,拿走希特勒《我的奋斗史》去彻夜研读,奉为经典着作;也有同窗数年而一向睡上下铺的亲密战友,甚至患难与共三十年的老夫妻,而竟不知对方是五一六的同党!当时,操场上的人莫不受到感动,很多人唉声叹气,甚至陪着掉泪。

    任秀兰是这种五一六份子吗?我确实不知道——也许只有天知道吧。

    那天,我们一直搜到天黑,山上山下都寻遍了,也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形迹。孩子们都说任秀兰肯定逃出清凉山了。大家弄得精疲力尽,几个小女孩已累得直往我身上靠了,马师博看这光景,只好放弃,和我领着孩子们下山来。

    第二天早上,郁老师、夏老师刚和我碰了头,还来不及打开《毛选》来学习,马师傅就跑过来。原来任秀兰失蹤达廿四小时,有可能已经逃出了南京市区,省里电告了她老家山西和夫家苏州的治安机关,把她的亲戚都监视起来。另外,沿着长江两岸,从南京到上海这一段,所有的码头都派水院的人把守,监视上下船的旅客。院里怀疑她的失蹤是蓄谋已久,内外相应作成的,怕事故重演,校内更要加强治安措施,因此让马师傅来通知我们,要加强巡逻,特别是清凉山,每天都要去察看一趟。

    “看到什么可疑的,立刻挂电话到院办公室来!”

    马师傅吩咐了一遍,匆匆走了。

    夏老师望望马师博的背影说:“了不得!不见了任秀兰,把水院都闹翻了。瞧马师傅急成那样子,大概没睡好吧,眼睛都红了。”

    “最可怜恐怕是看管任秀兰的顾医生啦!”郁老师说,“她急得一夜都没回家呢!”

    “怎么是顾医生?”我吃了一惊。

    顾医生和我是紧邻,她看守任秀兰的事,我竟一点都不知道。

    “夏天里才换的,”郁老师告诉我。“任秀兰有高血压,她们怀疑她装病。她常叫头痛头昏,有时一天一夜不吭一声,真正是雷打不动。人家拿她没办法,弄不清是真病假病。后来就反映上去。工宣队说:这好办,换个医生去,看她再装病!结果就派了顾医生去,谁知道偏在她手上出纰漏!”

    顾医生是好人一个,最和善不过,偏让她撞上这场意外的事,我很为她难受。

    “这么多人看守,”我说,“不能只怪顾医生一个人呀!”

    夏老师毫不同情地说:“谁叫是在她手上跑掉的呢?她和小周值夜班。一早起来,小周去食堂打稀饭,她在叠被子,任秀兰说上厕所,就一去不回啦!等小周打稀饭回来,要找人吃饭,才发现人跑了,自然是顾医生责任最大了。”

    “顾医生以前恰巧是任秀兰支持过的革司红联这一派的人,就怕人家说她不能划清界线,”郁老师说了,口气还赋有同情之意。“任秀兰要卸掉两根木条的钉子,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大家估计她用的是髮夹子,那几根钉子也要几个月才弄得鬆,几个看守的人不曾疑心就是了。”

    我说:“这个人手脚也真够快!翻出厕所后面那块草地,还要绕过实验大楼才能摸上清凉山——她最多也只有十来分钟吧?”

    任秀兰被关的地方便是我们水利馆西头附近的一个小山坡,叫马列山。山上只有两栋小平房,工宣队刚驻进本院时,用作队部。因为他们是打着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旗号,号称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大家就管这个小山头叫马列山。马列山位置不算偏僻,毗邻水利馆,背靠实验大楼,一个人要避过耳目,逃上清凉山,确是不容易。

    “嘿,她从小打游击起家,有名的长腿将军呢!”夏老师说。

    “任秀兰真是老狐狸一只!”郁老师虽然感叹地摇着头,语调仍含着敬佩之意。“从陕北到现在,几十年的老干部,整别人,经验丰富得很呢!虽然现在自己挨整,不过轻易怎么斗得了她?南京这么多大学,女的做过党委书记的,就是她一个吧!”

    “她是有一手,”夏老师也同意。“文革初期,她拉一派打一派,整了多少造反派!等到一声‘干部靠边站’,她第一个倒台,真是报应不爽!”

    郁老师深深看了我一眼后,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夏老师曾属于被任秀兰打击过的“革联”一派,怪不得如此幸灾乐祸。天天喊消除派性,但文革造成的派性已经是根深柢固了。

    “任秀兰红的时候,你还没有来水院吧?”

    郁老师话题一转,问起我来。

    我摇摇头。任秀兰名气这么大,我却只见到她有数的几回,且多半是惊鸿一瞥。刚来水院时,头一次看见她,是在劳改队里。她跟一些尚未解放的黑帮份子正掮了锄头要去劳动,打我跟前走过。

    “那边那个年纪大的女人,”一个同事悄悄指点给我看,“头髮有些白的,便是任秀兰。她从前是神枪手呢,看不出来吧?当年在太行山上横冲直闯过,十四岁参加游击队,十六岁入了党——。”

    我听着,再瞧一眼那矮胖的背影,心里也肃然起敬。

    最近一次见到她,还是春天的事。院里效法南大,也召开了一次五一六份子坦白大会,全院出席,所有关起来的準五一六份子都被押着参加。那天,任秀兰最后才进场,坐在最前排。我记得她进大厅时态度从容,高昂着头,嘴角微微翘上,似笑非笑的样子,眼光不疾不徐地全场扫射了一遍——她从前上台给全院做报告,想必就是这副神情吧。不过,这次任秀兰显得苍老多了,脸色苍白,白髮添了不少,原来的圆脸突然拉长了,皱纹清晰可见,身子明显是瘦下来了——这跟其他被关的人有些不同,他们因为不见阳光,又缺运动,都变得又白又胖的。

    “任秀兰以前是有一套作风,”郁老师回忆地说给我听,“她常跟我们一块儿劳动,脚下穿了打补钉的布鞋,身上是洗得泛白的蓝布制服;劳动休息的时候,手也不洗就拿了馒头啃,我印象很深的。直到有一次,王超英妈妈告诉我,她大女儿去过任秀兰家,住的是整栋的洋房,客厅里有皮的沙发,地上铺了地毯,连喝茶都是公务员端上来的。任秀兰那一套艰苦朴素的作风竟是专门用在水院的!”

    我正想表示我的看法,夏老师已经抢着下结论:“两面派!典型的两面派!”

    郁老师不理她,又继续说下去:“有一阵,任秀兰号召健身救国,组织了本院的女教工打球、练太极拳。我报名参加了她的太极拳组。你别看她人矮矮胖胖的,拳打得不坏呢!五分钟打完一套拳,脸不红,气不喘。还有一次赛跑,我们都半途而废,只有她一个人跑完一圈操场,脚力是有两下子!你刚刚说才十来分钟的时间,我看是够她跑掉的了。”

    说起跑,我赶紧提醒大家:“院里要我们加强巡逻,赶紧布置一下吧。”

    夏老师不以为然地摇起头来。

    “我看是白找。这清凉山的草和树,已经像头髮似的,梳过多少道了,人肯定不在南京。昨天一发现她失蹤后,他们立刻组织人搜索,有的奔清凉山,有的搜实验大楼。工宣队亲自带了人搜马列山,每棵草都拨开看了,关任秀兰的那栋平房更是里外都翻掏了一番,连厕所窗外的粪池都没有漏过,还打开来,用棍子通呢!我看,可能给她逃到上海去了。上海的五一六黑线伸得长,搞不好,别让她叛国投敌了!”

    儘管猜测纷纷,我们还是照章办事,每天轮流着带小学生上山一趟,摇摇树,打打草。几天下来,孩子们便忘了上山的任务,棍子丢了,心也散了。一带上山,一转眼跑掉大半,最后只剩下老师带着几个低年级的小朋友下山来。

    到了星期五下午,仍是一无所获。整个水院静悄悄的,人马大都调往外地去了。我招呼过孩子们吃了晚饭,与郁老师交接了班后,便拖着疲乏的脚步走回宿舍。刚走到半路上,正好碰见顾医生向学校走来。才几天不见,顾医生整个瘦下来,两只眼睛塌进去,腊黄着脸,垂头丧气的。

    “顾医生!”

    我亲切地招呼她,同时抢走几步,上前紧紧地拉住她的一只手,表示一点无言的慰藉。

    “陈老师!”

    她把另一只手压上了我的手,感激地瞧着我。还没说什么话,眼眶先红了起来。

    “我真是倒了楣!”

    “不要急,一定找得回来,”我低声安慰着她,“不能全怪妳,这种事防不胜防呀!”

    她来回瞧瞧马路,见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就抓着我诉起苦来。

    “我真是倒楣,派我来才两个月,就发生这种事。我一来,她们已经不跟随她上厕所了,并不是从我才开始的。任秀兰狡猾极了,关了一年,就数这两三个月最老实。绝食、装病,什么手段都不耍,每天规规矩矩地学《毛选》,然后埋头写材料。大家都鬆了口气,谁知她暗下做了手脚!哎,我怎么办!”

    说到这里,她眼角已经挂上两颗泪。

    我正想再安慰她两句,她却朝我摇摇头,紧紧捏了下我的手,说:“我开会去了。”接着她低垂了头,朝前走了。

    我回转身来,瞧着她瘦小的身影,心里也为她叹息、难受。在那一剎那,我真的希望任秀兰能立刻被找回来。

    第二天,又是星期六。我正想动员孩子们大扫除,修整庭院,马师傅来了。

    “陈老师,一切从头来起吧!一定找得回来。”

    他想说得乐观些,可是神色之间掩藏不住心灰意懒。

    “院里昨晚开了个紧急会议,”他告诉我,“外地都彙报回来了,还是没得下落。大家料着任秀兰多半还在南京,说不定还藏在城南、城西这一带,所以,会上交代下来,从头找起!这次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每一寸地都要翻过来看,有洞就挖,一点不能含糊!清凉山到草场门这一带是重点,军宣队亲自抓。你们包马列山,立刻就去。我布置完了其他的组,也来帮你们找吧。”

    说完,交给我两把钥匙,马师傅走了。

    自从任秀兰关在马列山,那个山坡便成为孩子们的禁地,平常是三申五令,不许他们越雷池一步的。这下听说可以上去,大家都兴奋得呼叫起来,又纷纷去找棍子了。我把他们分成两组,四、五个高年级的女生同我进屋去搜寻,其他的全在屋外翻草地。其实,谁也不期望会找到有关任秀兰失蹤的蛛丝马迹,但对马列山的好奇已经令孩子们手舞足蹈了,连队伍都整顿不起来,才听到一声“走!”,便争先恐后地跑上了山。

    我带着王超英她们,先打开任秀兰住过的房子,进去东瞧西望了一回。一共也只有四个房间,北房和东西两间除了桌椅板凳外,几乎是空蕩蕩的。其中两间看来是看守人员开会的场所,墙上有毛泽东的照片和激励士气的标语,如“五一六不灭亡,誓不罢休!”,“揪出军中伸向院校的黑手!”,“谁反对许司令就是反对毛主席!”云云。另一间想必是任秀兰挨整的房间,满墙是斗大的墨字,半尺长的惊叹符号,标语全是苦口婆心地劝她低头认罪,回头是岸,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

    朝南的一间是任秀兰和值夜人员的卧房,两扇窗子全垂下了黑布窗帘,以致房间里阴森森的,几个女孩子站在门口,竟不敢走进来了。我立刻走去把窗帘拉开来。同其他房间一样,窗玻璃外也纵横钉了五六道木条。八月的豔阳天在窗外闪烁,隔着木条和玻璃,阳光的明亮像波浪般涌进来,幽暗的房间登时亮敞起来。女孩子们这才跨进来,张大了眼,到处探着头瞧。

    房里只有两张木床,一张空空的,另一张被巾和枕蓆均在,大概是任秀兰的床了。床底下有黑布鞋和棉鞋各一双,还有一个铺盖捲,包得很鬆懈,可能是几经翻查的缘故。两床之间有两把椅子,堆放了几件寻常的布制服;床头边的书桌上除了一本用旧的《毛选》外,一无所有。四周的白粉墙上都是刚被撕掉的标语痕迹,也许撕得太勿忙,太潦草了,好些地方还留下残纸只字,依稀猜得出是“死路”、“何处”的字样来。

    我们在屋内流连,拍拍这个,摸摸那个。可察看的东西太少了,孩子们都流露出失望的神情。除了我,她们每个人都趴在地板下,把床底望个透彻。

    “老师,看不看厕所?”王超英问我。

    “看吧。”我说。

    找了一下,才发现厕所是在房外通道的尽头。我开了门,自己先走进去。

    就在这个时候,厕所的窗外传来孩子们大喊大叫的声音。

    “陈老师!快!陈老师!”

    我一听,立刻转身走出厕所,急急跑出大门,就在门口和一个猛朝屋里钻的孩子撞个满怀。

    “快!快!陈老师——。”

    原来是张小兵。他立刻拉了我一只手,拖着我跑,绕过了屋角,跑到屋后来。就在厕所窗外,孩子们围成了密密一圈,瞪大了眼睛瞧什么。有的还捂住了鼻子,几个小的孩子更是吓得躲在人背后,双手掩了脸不敢看。看到我来,他们马上开了一条路,让我走近。我上前一看,两尺见方的一个坑满满地被一件物体堵住了。

    “任秀兰!”

    不知谁说的,我一听这名字,一阵噁心,眼前猛的一打闪,天地就渐渐黑下来,接着什么都听不见,也看不见了。

    我整整病了一星期。每天就是躺在床上,不想吃喝;闭了眼睛,一件黑乎乎胀鼓鼓的物体便涌上脑海,使胃里泛酸作呕,想一吐为快,偏又吐不出来。慢慢的,我也习惯了,知道这不是生理的反应,而是盘据在我心头的一种感觉,像铰链一般,今生怕是解不开。

    马师傅对我关怀备至,三番两次来探望我。他告诉我,院里开了如何盛大的批判大会,多少人上台批斗任秀兰;说她自甘跳粪池是形左始而极右终;是自绝于人民,死得轻于鸿毛,自然要遗臭万代。会上宣布开除了她的党籍,盖棺论定为反革命份子。

    “她自己成心找死呀,有啥办法!”

    连马师傅也摇头叹息,觉得不胜遗憾。

    “你想,那个粪池很浅的,不到一米深,长宽也不过是一个人身长,不是死贴住坑角,头一次用棍子捅,也早捅出来了!唉!何必寻死呢?这一死,就像大会上讲的——怎么讲的?轻于——鸿毛!”

    马师傅的话并没有说错。

    那年秋天,林彪事件发生了,不久就忙于批林、反极右。一年不到,所有上台坦白过的五一六份子都纷纷推翻口供,叫嚷是屈打成招;而当年整他们的人,很多又做为林彪党徒的嫌疑被关进了学习班。本院的準五一六也陆续放出来了;最后一位,在关满三年后,也见了天日,什么罪名也没有。

    阶级斗争的轮子滚滚向前。很快地,五一六在南京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一段恐怖中带着荒唐意味的回忆。任秀兰的死再也无人提及,她的名字也只在水院的路线斗争史上才会出现。

    对于我,就不同了。她的死像一块铁投进了我的心海,重重的,越沉越深。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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